来源：《时事报告》2026年第10期 作者：蓝汉林杨思远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萌发地和实践地。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针对经济快速发展中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等突出问题，立足浙江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围绕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等重大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创造性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理念，作出“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等重大部署，推动形成一系列开创性、引领性实践。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深刻回答了省域层面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实践基础和丰富理论滋养。

一、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浙江萌发的历史逻辑与理论渊源

新世纪之初，浙江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较快势头，与此同时，土地、能源、环境容量等资源要素约束日益突出，传统粗放发展方式与有限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逐步显现。习近平同志把这些发展中的矛盾概括为“成长的烦恼”，强调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002年11月，在审议《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时，面对提高环保标准可能影响企业发展的顾虑，他明确指出，治理大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标准怎么定都应该，花再大代价也值得。这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发展与保护关系的深刻认识，也为浙江转变发展方式、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指明了方向。

2003年7月，在浙江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上，习近平同志鲜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明确要求全面推进“绿色浙江”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生态环境越好，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凝聚力就越强。良好生态环境不仅是生存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地区重要的发展资源和竞争优势。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发展的附加项，更不是经济增长之后再来解决的问题，而是关系发展根基、发展质量和发展后劲的基础性问题。

习近平同志坚持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明确指出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经济优势的潜力巨大。2005年8月15日，在安吉余村考察时，他鲜明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后又把对“两山”关系的认识概括为三个阶段，从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再到认识到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认识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内在规律，阐明了良好生态环境本身蕴含着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一系列重要论断，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到新时代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深刻阐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再到“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从“绿色浙江”建设到美丽中国建设，一系列思想理念一脉相承、不断丰富发展。循着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实践足迹，更能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实践中来、又指导实践不断发展的鲜明理论品格，更能深切感悟这一重要思想蕴含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二、系统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浙江实践中的丰富内涵与战略布局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生态环境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指出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求全社会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绝不把遗憾留给历史和子孙后代。他还身体力行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强调坚持不懈做好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工作，努力使浙江大地更加秀美。这些理念和实践共同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针对浙江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习近平同志提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强调以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改善生态环境，把粗放型产业“腾”出去，把先进产业“引”进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打开新的发展空间；针对浙江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强调善于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引导山区和生态功能地区立足生态优势，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和特色产业。在安吉余村，他充分肯定关停矿山、发展休闲经济的做法，嘱咐当地坚定不移走这条路；在推动山区发展中，他反复强调生态优势如果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就是一种浪费和后退。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实现区域利益补偿，并持续推动山海协作，促进沿海与山区优势互补。

2002年12月，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以建设“绿色浙江”为目标，以建设生态省为主要载体，努力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03年7月，“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被纳入“八八战略”重要内容，生态建设由一项具体工作上升为事关浙江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任务。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浙江编制《浙江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明确构建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口生态体系、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等“五大体系”；针对突出环境污染问题，部署实施“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针对资源瓶颈制约，推进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推动省政府与11个设区市签订目标责任书，建立考核机制和责任体系。既有谋篇布局的“路线图”，又有解决问题的“施工图”；既抓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又着眼长远发展方式转变，使生态文明建设有规划、有载体、有抓手、有责任，推动“绿色浙江”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树立大生态治理理念，强调强化山海并利、陆海统筹的生态优势，要求加强省内不同地区以及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的配合协作，推动区域环境共保联治。2006年8月，在南太湖考察时，他提出统筹推进安全饮水、科学调水、有效节水、治理污水等“四水工程”，把治水放在水资源配置、水环境保护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格局中统筹考虑。围绕上下游之间保护责任与发展利益的协调，又提出把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探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市场化补偿等方式调动生态功能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从区域环保合作到流域综合治理，从生态补偿到山海协作，贯穿其中的是统筹兼顾、系统推进的思想方法，既看到不同生态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统筹不同地区、不同主体之间的发展利益，为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法制，“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生态省建设”，并要求把生态省建设与“法治浙江”建设结合起来。他强调严格执法，要求有关部门“敢于执法，善于执法，守土有责”，对环境违法行为坚持“抬头一起、狠刹一起，发现一件、严打一片”。在强化制度约束的同时，他高度重视生态文化建设，指出生态省建设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的一场深刻变革，强调要使生态文化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推崇的价值理念，并鲜明提出“不重视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不重视生态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不重视生态的公民不能算是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公民”。各级政府、广大干部、各类企业、全体公民，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主体，没有局外人。只有把制度的刚性约束、干部的责任担当、企业的社会责任、公民的行为自觉结合起来，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真正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自觉行动。

三、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化拓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浙江实践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萌发和奠基的生态文明理念，不是一时之言，而是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不是一时之策，而是历久弥新的实践指南。面向新征程，浙江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努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走前列、作示范，不断绘就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浙江新画卷。

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不断塑造绿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反复强调的这一重要论断，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这些年来，浙江在全国较早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持续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数智平台建设，一批传统工业园区加快向绿色低碳园区转型；持续深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建设，推进“腾笼换鸟”向更高层次拓展，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上双向发力。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69.1%，绿色低碳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识。实践充分证明，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新征程上，浙江更要把这一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做法，加快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以高水平保护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深入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绿色低碳产业，让新质生产力本身成为绿色生产力的生动体现；要牢牢抓住降碳这个“牛鼻子”，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先行示范，积极探索碳排放权、用能权、排污权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以市场化手段激发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要用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工具，从源头上把好生态环境准入关，切实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决不让落后产能死灰复燃。唯有把保护挺在发展前面、把绿色作为发展的底色，才能不断塑造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坚持系统治理和协同治理，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的大生态治理理念，蕴含着深刻的系统观念和协同思维，对新时代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这些年来，浙江把系统治理、协同治理贯穿生态省建设全过程。一方面，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传承深化“四水工程”治水理念，巩固提升“五水共治”成果，健全流域上下游协同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深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主动融入长三角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格局，推动区域间标准互认、执法协同、信息共享。从“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接续实施五轮，到“五水共治”深入推进，再到国省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从20年前的41.9%提升至2025年的99.7%、设区城市PM2.5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1微克/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4.9微克/立方米，系统治理的成效不断显现。在此基础上，浙江坚持用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并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建成“生态环境大脑”，归集数据近200亿条，建成覆盖全省的空气、水环境、重点污染源等自动监测网络，推动治理方式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转变，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持续提升。从“四水工程”到“五水共治”，从单一污染源治理到多要素协同管控，浙江生态环境治理的思路始终在与时俱进、迭代升级，但一以贯之的是系统思维、整体谋划，是把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保护和修复的科学方法论。这也再次印证，只有摒弃“就环保抓环保”的碎片化治理方式，才能真正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和整体跃升。

坚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不断彰显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价值取向。生态文明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也理应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同志在安吉余村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其核心正是要让好生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成果。这些年来，浙江聚焦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问题，系统探索破解路径：制定全国首部省级GEP核算标准，在30余个市县开展核算；健全绿色金融机制，创新“生态信用贷”“生态抵质押贷”等产品；成立41家“两山”合作社，累计投资超650亿元，带动2400多个村集体增收超7.4亿元；深化山海协作和生态补偿，形成覆盖林、水、气、耕地、湿地、海岛等要素的补偿体系。安吉余村正是这一探索落地见效的生动样本，昔日的矿区变身生态旅游胜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从余村到全省，这样的转化正在浙江各地不断复制、不断延伸，越来越多的山区、库区、海岛正循着这条路子，把生态优势变为发展胜势、把绿水青山变为百姓的“幸福靠山”。实践充分证明，这条路子走得通、走得对。新征程上，浙江要进一步拓宽这一转化通道，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林下经济等生态产业，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深化山海协作、生态补偿等机制创新，让保护生态环境者不吃亏、能受益。与此同时，持续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让良好生态环境真正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浙江的萌发与实践为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深厚滋养。这是浙江的骄傲，更是浙江的责任。新征程上，浙江要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

来源：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