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2026-05-12 第1版 要闻） 文｜记者 冯丽妃

5月12日，《中国科学报》刊发深度专题报道《一个为绿水青山“定价”的人》。欧阳志云在专访中，就国家公园建设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重要议题分享研究成果与工作思考。原文如下：

一个为绿水青山“定价”的人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生态环境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十七八平方米的办公室，像一个微缩的生态与人文世界：书柜里，生态学专著与人文典籍并排放置；小柜上，采自山野的植物种子被精心拼成一幅带有人文意趣的标本画；书桌则是计算机和生态学科研书籍的天地。

欧阳志云和熊猫。

作为生态学家，欧阳志云欣赏生态之美与人文之美。但他并非梭罗那样的悲观遁世者——湖畔独居、与人类文明保持距离，而是一名乐观的“入世者”。

西藏墨脱、湖南长沙、福建三明、广西河池……这个春天，同时担任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的欧阳志云马不停蹄地开展调研，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欧阳志云眼里，生态学是连接人与自然、政府决策与老百姓福祉的桥梁。从为绿水青山“定价”，到领衔规划全球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再到推动建立“让保护者获益”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他始终在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让自然的价值被认识、被看见、被量化、被兑现。

前不久，欧阳志云因在生态保护领域的诸多开创性贡献，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先进个人。提及荣誉，他说：“这更多是给我们团队的一个鼓励，告诉大家持之以恒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01“干一行爱一行”

欧阳志云的书柜里，有一张他搂着一只憨态可掬、啃食竹子的大熊猫的照片，不禁让人联想到他的昵称“熊猫伯伯”。这源于欧阳志云在大熊猫保护领域30余年的深耕。

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1993年，欧阳志云博士毕业后不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介绍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在生态保护中的应用。报告刚结束，时任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张科文就提出：“你说的这个技术，能不能用来做大熊猫的栖息地评价？”

“虽然没人做过，但我觉得可以试试！”欧阳志云一口应下。

“答应了就要做好，做好了就有机会。”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为了做好大熊猫栖息地评价，他和同寝室的伙伴合力攻关——对方擅长软件开发，他钻研专业模型，两人一起编写了1万多行的代码，模拟大熊猫栖息地的动态变化，测算其对熊猫种群的承载力。“那个时候我们没游戏玩，只好天天干活。”他笑着说，当时有点“傻干劲”，一旦投入就非要把事情搞通，越干越来劲，效率也格外高。

就这样，研究团队从卧龙山开始，逐步将评估扩展到秦岭、岷山等所有熊猫分布区，回溯了自1963年我国第一个大熊猫保护区建立以来栖息地的演变轨迹，分析人为活动和环境变化对栖息地的影响。基于这些成果，他们为大熊猫保护工程规划提供了方案，也为后来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红线划定、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去年，团队又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委托，编制大熊猫野化放归实施方案，助力野外大熊猫种群恢复。

这只是欧阳志云生态保护研究生涯的一个片段。回望来时路，和大熊猫保护一样，他常用“偶然”与“被动”描述自己的学术起点。

1962年，欧阳志云出生在湖南攸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槚山灯笼桥村。那里交通闭塞，“直到2009年，小汽车才开得进去”。儿时的憧憬里，完全没有“生态学”这几个字。

1979年，欧阳志云考入湖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从事柑橘病虫害防治。4年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报考当时国内植保领域最具声望的马世骏先生的研究生。马世骏是中国生态学的开拓者，曾治理了困扰中国千年的蝗灾，彼时正从传统植保研究转向系统生态学，将生态学引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欧阳志云也因此“被动”转向了系统生态学方向。

此后，欧阳志云的科研之路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拓展：20世纪80年代末硕士期间，参与中德合作项目，开展天津市生态规划研究；90年代初博士期间，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为研究对象，转向土地利用生态规划；90年代博士一毕业就踏入大熊猫研究领域；21世纪初创建我国第一个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这些看似“被动”的选择，最终发展成浓厚的兴趣，并都获得了成功。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欧阳志云的回答很坦然：“很多人说要‘爱一行干一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一开始就选到喜欢的专业。对我来说，最初对专业和职业的了解有限，很难真正知道自己‘爱’什么。与其纠结，不如‘干一行爱一行’，做好眼前的事，沉下心来钻研，在积累中发现乐趣，才有资格谈兴趣驱动。”

经过十余年学术积淀，欧阳志云对生态学兴趣愈浓，迎来了学术思想发展和落地生根的关键期。

欧阳志云。受访者供图

02为绿水青山“定价”

在给地方做生态规划的过程中，欧阳志云发现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决策时往往会问“保护这片林子要付出什么代价、能带来什么效益”，而生态学家往往会给出定性回答“很重要”。这一笼统答案在经济数据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你说开发这个地方能赚10亿元，我说保护它能涵养水源、维持鸟类栖息地。这没法对话。”欧阳志云回忆道。

怎么走出这个对话困境呢？1992年，生态环境中心研究员王如松带回来的一本会议文集《生物多样性与经济价值》给了他灵感：必须用决策者听得懂的语言——经济语言阐述保护生态的意义 。

1993年，欧阳志云迎来了一个践行所想的契机。当时的国家环境保护局组织《中国生物多样性报告》编写，他负责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开始将生态系统服务与经济价值评估相结合，并引入全国生态系统调查评估、生态功能区划、土地利用管理、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等领域。

2013年，国家提出将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考评体系。欧阳志云与时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表朱春全反复研讨，提出一个崭新的概念——“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即一定区域内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包括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大类。

“一片林子、一处湖泊、一片草地，为人提供了多少价值？以前只算了砍木头、养牛羊的钱，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碳释氧、防风固沙这些价值没算进去。我们现在把它们算进去，发现森林、草地等提供的生态调节服务价值远远大于木材、牛羊等产品的价值。”欧阳志云说。

这一新概念引发广泛关注。深圳率先将其纳入政府考核体系，既考核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也考核GEP变化。“这就把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统一起来了。”欧阳志云说。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浙江丽水。2018年，丽水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在欧阳志云团队的指导下，丽水建立了完整的GEP核算体系，并创新性地发展“一村一品”，打造生态产品公共品牌。从丽水山泉、多肉植物到高端民宿，生态优势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通过机制创新，让老百姓在保护中受益，生态优势才真正转化成了经济效益。”欧阳志云说。此后，北京延庆山水长廊等地都采用了这一理念，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2021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GEP核算成为其中的基础性工作。同时，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也将生态系统核算纳入国际核算指南，GEP从中国走向世界。

从提出为绿水青山“定价”，到让GEP这一概念落地，用了近10年。“但这条路走通了。”欧阳志云说。

03“乐天派”的回答

不过，让欧阳志云最引以为傲的却是另外两件事。其中之一是带领团队承担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规划的编制工作。如果说GEP是回答“为什么要保护生态”，那么国家公园建设就是回答“保护哪里”。在最初的规划中，他们给出了66个备选方案，最终确定了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为建立全球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奠定了科学基础。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国家公园里有人居住。如何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欧阳志云探索了“中国方案”——生态补偿、一户一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旅游等多元路径。

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全面实现了园区“一户一岗”，共有17211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他们引导牧民逐步从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保护员。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鼓励农民种竹子出售给繁育中心，还鼓励养蜂，如今贴上“熊猫”标签的蜂蜜已经有了生态溢价。在武夷山，通过林地入股分红实现集体林地有偿管理。“不指望保护区成为经济高地，但要保障保护区内的居民过上小康或更好的生活。”欧阳志云说。

让他引以为傲的另一项“算账”工作，则是参与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转移支付标准制度的建立。2005年，受国家相关部门委托，他带领团队编制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建议建立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给这些县级区域内的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使他们更好地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这一制度辐射范围已从2008年的60个县、60亿元资金，发展到现在的覆盖上千个县、上千亿元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一个难题——如何让保护者不吃亏，让绿水青山的守护者能过上好日子。”欧阳志云说。

谈及4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巨变，欧阳志云的思绪回到家乡的变化上：小山村里原来被砍秃的山现在全绿了，野生动物也回来了。“这是生态保护政策措施和经济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护天然林和退耕还林还草起了作用，城市化也让‘靠山吃山’的人减少了。”他说。

如今，与梭罗时代相比，城市化浪潮仍在全球蔓延。许多人呼吁“回归自然”，那么要如何回归，是追随“逆城市化”潮流吗？对此，欧阳志云直截了当地说：“人们想要的‘回归自然’，本质上并非真的回到原始状态——真让你爬到树上、住到洞里，你愿意吗？大家真正渴望的是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的人居环境。”

“我是‘乐天派’，觉得我们的前景是光明的，但依然需要努力。”欧阳志云笑着说。下一步，他的研究瞄准了3个方向：推进国家公园建设、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继续拓展GEP的应用范围与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