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文明研究在今日美国的概况

1.“生态文明”研究在美国的起缘

据研究，当代美国学者最早使用“生态文明”一词的是罗伊∙莫里森在其1995年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1]， 但该概念并未在当时的美国学界乃至美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与中国文化中“文明”有着更宽广深厚的含义不同，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中的“文明”内在地只和“城市”联系在一起。根据《何谓生态文明？》一书作者的考证，“文明” 一词可以追溯到拉丁语“civilis”，意为“公民”或“城市”[2] 。换言之，在西方语境中，只有城市才有文明。一提“文明”，西方人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城市文明。生态，自然，怎么能和“文明”挂上钩呢？按照小约翰∙柯布院士的分析，文明似乎天然就具有反生态的本性[3] 。因此在许多西方人眼中，即便仅作为一个话题探讨，“生态文明”都是极难想象的。

直到2007年，中国政府在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美国学界才开始对该概念给予高度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生态文明”已然成为一个热词，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较之模糊不清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生态文明概念是个更自洽的概念，它更符合后工业和后现代的形势[4]。更有人称“生态文明”是个向一个致力于关爱所有人福祉的世界转变的恰当名称，它是创造希望的未来所需要的，是一个极富“前瞻性的观点”，是个“伟大的创造”[5] 。犹如集结号，生态文明概念是一个可以将所有人集结起来为未来而奋斗的动人的召唤，它应该成为整个人类的奋斗目标[6]。

2.当代美国“生态文明”研究成果

生态文明从不明觉厉到演变成一个热词，自然与诸多美国有识之士的学术研究和大力推广是分不开的。如，1901-2014这114年间共有1700项涉及生态文明的学术论文与著作发表出版，而2015-2024的10年间却有3700项。同样，1901-2014这114年之间共有134篇研究生态文明的硕士、博士论文问世，而仅仅2015-2024的10年间就有111篇问世。表1为当代美国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学者及其代表作信息。

表1.代表性学者及其作品

值得关注的是，创立于2006年的“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是首个在美国举行、且在海外具有影响力的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迄今为止，该论坛历经十六届圆满成功的举办, 吸引数千名中外学者、环境保护人士和政府官员的参加, 在世界学界与政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2015年6月举办的主题为“抓住另一种选择：走向生态文明”的第九届“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亦即著名的生态文明千人大会尤其居功厥伟。这场被誉为“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最大规模国际会议”共分82个分会，来自3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专家学者和环保主义者包括300余名中国代表参加了该会，起到了生态文明启蒙、传播与繁荣发展的深远而有意义的作用和影响[7]。可以说，今日活跃在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许多锋线人物如大卫∙柯藤，杰里米∙伦特，菲利普∙克莱顿，约翰∙福斯特，克里福德∙柯布，玛丽∙伊芙琳∙塔克及安德鲁∙施瓦兹等都参加过该论坛，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该论坛的影响。此外,《生态文明系列丛书》的出版特别是《何谓生态文明？危机、希望和地球的未来》一书的出版更是直接在该论坛的影响下完成的。按照维基百科的叙述，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也是在此次大会之后成立的[8]，美国生态文明联盟也如是。表2为当代美国具有影响力和推动力的重要学术会议信息。

表2.具有影响力会议信息

二、美国生态文明研究的若干核心议题

鉴于生态文明是一场全方位的伟大变革[9]，涉及社会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美国学者对生态文明的研究议题也涉猎的相当广泛，内容也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五个核心议题分别如下：

1.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由于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峻性和急迫性，几乎所有美国的生态文明研究者和推动者都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10]。过程哲学的第四代传人、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来在《空前的生态危机》一书中，用详实的材料证明了全球正在变暖，人类文明正受到 “史无前例”的极大威胁。他强调，生态危机正在威胁自然与人类世界,尤其是人类文明极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而生态文明则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11]。在他的老师，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世界第一部生态哲学专著（《是否太晚？》）的作者，也是最早提出“绿色 GDP”的西方世界思想先驱小约翰∙柯布看来，现代文明正在毁灭星球。因为随着现代工业文明与自然的疏离日益增大，文明不仅与人性，而且正与自然、与星球、与整个生态系统背道而驰，这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致使整个世界处于危机之中。

柯布博士把生态文明看成是“后现代”，因为它超越了现代工业文明，是从建设性的后现代视野出发的。之所以要超越工业文明，是因为现代工业文明是个体毁灭共同体的文明，是城市毁灭乡村的文明，是理性毁灭感性的文明，是竞争毁灭和谐的文明，是抽象毁灭具体的文明，是消费毁灭生命的文明，是金钱毁灭精神的文明，是知识毁灭智慧的文明，是虚无毁灭价值的文明。现代工业文明是个体毁灭共同体的文明，它是一种内含自毁基因的文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12]。柯布博士强调，人类需要一些足够深刻的变化来防止文明整体性的崩溃，不能停下来至少也得慢下来，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深刻的变革必须马上着手，人类的使命需要重新定义[13]。建设生态文明就是柯布心目中的新使命。柯藤也指出：这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探索一条全人类共同的、能够与地球自然系统保持均衡关系的、满足地球人口的基本物质需求的生态文明之路是明智之举。柯藤强调，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在社会和环境崩溃之前采取行动，必须现在就竭尽所能行动起来，开启通向新的文明—生态文明转型性“兴起”的大门。福斯特也认为，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 整个人类文明都处于危机之中，这一切都客观地要求一种新的更可持续的社会或生态文明的创生。（删除本节第3段）

2.对生态文明内涵的设想与展望

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全方位的超越，是一场伟大的系统性的变革，它不仅强调政治和文化因素，而且涉及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伦特则明确将生态文明定义为一种肯定生命的文明。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福斯特更是直接赋予生态文明以马克思主义的底色。他把生态文明看成是一种全新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具有转化意义的文明模式。他提倡，人类不仅要与地球和平共处，不再人为制造不可逆的断裂，未来的人类文明应该是符合每个人的发展自由，符合每个物种的发展自由，这才是生态文明[14]。

在以柯布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将改变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农业、教育、社会治理等方面需要一系列的变化，还要在生产、生活、消费模式等方面也需要一系列的变化。思维上，生态文明拒绝机械思维，主张用一种有机过程的方式看世界；经济上，生态文明拒绝利益最大化和所谓的“无限增长”，追求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主张用人、社群和自然的健康和幸福衡量指标替代GDP作为衡量经济成效的主要指标，将所有人的平等、物质足够和精神富足置于优先地位；生活上，生态文明拒绝以物质财富的占有为旨归的消费主义，追求生活的意义与幸福，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农业上，生态文明拒绝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主张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能源上，生态文明不是建立在石化能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可回收、可循环的清洁能源的基础上；关系上，生态文明拒绝竞争崇拜，追求双赢和共赢的局面；文化上，生态文明拒绝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鼓励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背景的人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在文明互鉴基础上发展出一种适应具体国情的生态文化；心理上，生态文明拒绝纯粹理性，推崇共情心和慈悲心；教育上，生态文明拒绝单纯的知识灌输，追求智慧和人的全面发展[15]。

除了这些基本原则，一些具体的实践进路和步骤也被美国的生态文明研究者和推动者提了出来。如柯藤所建议的：打破包括私人银行在内的大型企业权力集中的局面，将个人部分重新组合，支持对所有权的公平和植根于本地的参与。确保所有企业致力于公共责任并最终承担起责任，完成对企业开展业务所在社群有益的公共目标。将作为社群自组织的参与过程的民主提升到高一级的层次，而不是有钱人资助的对立党派的两个或多个候选人之间的选票竞争。除了偏远乡村地区，在其他地区废除汽油驱动的交通工具，重新设计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私家汽车的依赖。依据未来的希望之源在乡村，不在城市的信念，克里福德提出“从城市到乡村”转型；罗伊莫里森提出“生态价值货币化”，他坚信，生态价值货币化不仅仅是一种金融工具，它将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追求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和生态正义的核心[16]。

3.生态文明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范式？

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和地球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现代机械思维范式难辞其咎。因此反思和批判现代机械思维，就成为美国生态文明研究者和推动者的重要工作。所谓机械思维，是指以 17 世纪的牛顿力学为基础，将宇宙视为机器，将世间万物视为机器的哲学思想。这种机械思维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从外部否定人赋予事物本身的任何内在价值；二是否认事物之间存在着任何一种固有的联系，认为事物之间只存在着一种外在的机械的联系，这就是否认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摒弃这种陈旧的思维定式，提倡一种新的思维定式，这种新的思维定式被他们称之为“有机过程思维”，它又称“过程-关系思维”或”关系思想”[17]，是一种基于有机过程哲学的整体性思维。它视生成，变化和创新为存在的本质属性，视有机关系为事物构成性的存在。它将宇宙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将世界视为互联互通的系统，整个宇宙被看作一个无缝的相互联系的事件之网，其中没有一个事件能够与其他事件完全分离。万物互联，万物互涵。在这个有机整体的宇宙中，机械二元论没有生存的空间，有感知与无感知，有生气与无生气，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并无一种最终界限[18]。 有机过程思维视域下的宇宙观是一种生态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将世界看作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19]。（删本节2、3段）

本质上讲，在有机过程思维视域下，宇宙以万物互联互依互通而存在。不实现万物互联互依互通这一认知上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生态文明是不可能建成的。有机过程思维与中国深厚的文化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之处，作为《易经》的民族，中华民族可以说是过程思维的民族[20]，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按照李约瑟的说法是“有机主义的”。这就注定了创造性转化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大放异彩。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 理论确实体现了或蕴涵着一种继往开来意义上的文明观/哲学革新，尤其是重获新生的有机论或整体性思维更有助于我们批判现实、重建未来[21]。

4.生态文明需要一种怎样的教育？

生态危机本质上是现代文明的危机，而现代文明的危机在根底上又是现代教育的危机，它们之间其实是互为表里的。生态的危机是彻头彻尾的教育危机，这一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教育家大卫∙奥尔明确指出。马尔库塞∙福特教授指出，对于今天的全球危机特别是生态危机，现代大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已经过时了，时代需要一种新型大学[22]。 柯布也曾指出，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校只为了服务于经济而存在。他的追问是：一个旨在服务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教育体系怎么能培养出未来生态文明所需要的人才呢？因此，要建设生态文明，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人类需要一种服务于生态文明的教育，服务于生态文明的大学。在柯布看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应该是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后现代学校。这种学校“应该是学习集体合作解决真实问题的地方。生态文明的教育要教会学生如何与他人和自然界和谐相处[23]。生态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超越者，作为资本主义的超越者，需要新的人才，所以它呼唤的是一种生态文明的教育。美国学者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探讨生态文明教育的目的和内涵。奥尔强调生态文明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的“生态素养”，所谓“生态素养”是一种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及适应并保护自然的能力。史蒂文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教育意在启发受教育者用一种有机的相互联系的视角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它是帮助现代人建立与自然的真实联系，也就是帮助现代人“续根”[24]，是一种“拥有根与翅膀的有机教育”[25]。特沃斯认为，生态文明教育的目的是推动人们实现从自然的征服者到自然的一员的转变，培育人们尊重生态共同体及其生态同胞的情怀。克莱顿强调，生态文明教育要为学生提供生命的意义与希望。

5.为什么说“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

以柯布为代表的美国生态文明研究者和倡导者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地认为 “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26]。柯布是在2007年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的“第二届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公开提出这一观点的。在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负责人谈话时他更是明确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27]。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之际，在中国走向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重要关头，他又站出来发声，在美国接受新华社记者的独家专访时，他再次高度肯定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取得的新进步，认为“中国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之光”[28]。建设性后现代的理论代表大卫∙格里芬也持这种看法，2018年5月在樊美筠等中国学者拜访格里芬时曾问及他对此事的看法，这位思想家的回答是，中国显然在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上比美国更有希望[29]。著名生态学家福斯特教授同样在2016年第十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中国是生态文明希望之源。

不过与一般粉丝往往从激情出发不一样，柯布等人作为久负盛名的严肃学者更多的是从学术理论的角度肯定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据樊美筠博士等学者多年来对柯布的跟踪研究，柯布之所以坚定认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主要有如下五个根据。一是中美体制不同：一个是社会主义，共产党以人民的共同福祉为首要考量；一个是资本主义，是大公司统治和寡头政治，以大财团的利益为首要考量。二是中美传统不同，中国传统文明中有丰富的生态智慧，有万物互联，生命一体的这些与过程哲学内在相通的有机整体思维。三是中国不仅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而且仍保广阔的乡村空间，并未完全走上农业工业化道路和工厂化农场模式，因此比美国更有建设生态文明的希望。四是中美教育也有很大的区别，美国教育已在“价值中立”大旗的掩饰下彻底沦为了市场的奴仆，而中国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五是中美政府对生态文明的态度也存在巨大差距：美国政府从未将探讨实现生态文明提上议程，大众努力建设与维系生态文明的一些小成就也被当前政府所忽视与剔除，政府甚至拒绝做很小的让步来达成行动。相反，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的所作所为包括对民间环保运动的鼓励和支持，则让柯布博士看到了希望。他为中国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振奋[30]。伦特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出发，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持乐观态度，他将中国的生态文明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当代的“复兴”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走向生态文明之路盖源于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中有万物互联互依的传统。他引用了北宋理学家张载在《西铭》中写的一段话：“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来证明民胞物与的有机整体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深蒂固。他认为中国的这一传统与从柏拉图到今天的传统西方文化截然相反：从人与自然本质上是分离的世界观出发，传统西方文化认为自然环境只是一种需要征服的东西，这与中国五千年文明中更注重生态的“天人合一”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这种生态文化是直接“建立在觉知到人与自然身处内在的联系之网这一世界观基础之上的”[31]。而今天的生态文明就是这一天人合一传统的延续。福斯特则是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肯定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为此他不同意伦特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走向生态文明之路完全是因为中国在根底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他明确指出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将生态文明概念提上了当今中国议程。在他看来，长期在社会顶层培植帝国主义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如美国这样的统治阶级，不可能像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那样，在反对过度消费和不平等的情况下，转而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即便推行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它也是西方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激进举措，通常以发展新能源和碳交易等市场机制和技术变革方式，让当前的“帝国式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延续并保持基本不变。因为，绿色新政会威胁到资本，会损害当前资本主义的私营部门的石油资源体量，而它们正是破坏全球生态的历史源头[32]。

三、美国的生态文明研究的若干启迪

虽然尚不是主流，但美国的生态文明研究无疑是股清流，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尤其如此。作为他山之石，无论是对于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还是对于深化中国的生态文明研究，无论是对了解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还是增强建设生态文明的自信，从而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美国的生态文明研究都有其独特的意义。

首先，美国的生态文明研究有助于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文明研究。虽然由于深处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较之国内的生态文明的研究，美国的生态文明研究在人员的构成上和研究规模上稍逊一筹。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学者研究生态文明时所采用的一些独特视角以及所提出的一些贯彻生态文明的具体方略，无疑有助于深化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研究。也许正如我国学者所言，“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江从中汲取营养。”

其次，美国的生态文明研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无论是从后现代的角度，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传统文化的角度，美国的生态文明研究者和推动者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为什么伟大的生态文明不可能诞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当代中国却能发生？这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对于中国故事的进一步讲述，无疑都是有帮助的。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意识、责任意识，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靓丽的绿色名片。对于“摆脱污名化境地”，进一步凸显”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意义重大[33]。

最后，透过美国的生态文明研究特别是美国生态文明研究者和推动者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这给了美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有机会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全面的认识。于此同时，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生态文明实践不仅极大丰富了美国的生态文明研究，而且也给了中国学者一个得天独厚的宝贵的机遇，从而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这可以说是一种双向激励。尽管目前由于资本主义的阻遏，前往生态文明之路道阻且长，但“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作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超越，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习近平语）[34]， 生态文明的时代大潮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注定拥有一个璀璨的未来！

（本文最初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24年第 8期，原标题为《当代美国生态文明研究的最新动态与核心议题》，这里特向《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致谢！篇幅所限，此处省略了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征引时请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