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文摘大字版2023年第23期

从文化本质上看，“新文科”并非一个新的概念，历史上每次科学进步带来的技术变革都会引发人们对人文发展的危思与期待。自进入晚清社会，第一次科技浪潮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与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涌入近代中国社会，迫使国人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与发展方向，后经由著名的科玄之争推动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兴起，引领人文走向民主（社会科学）与科学（自然科学）；第二次科技浪潮引发了改革开放后的新技术革命，伴随信息论、系统论及控制论的全面渗入，重启了全社会对科技问题的关注及人文思想界的观念更新。不论是中西文化论战中涉及的中学之“道”与西学之“器”，还是梁宗岱笔下文科学生的“复古”与理科学生的“非古”，都在试图引导人文文化向科学文化靠近。而当前“新文科”的提出实际上也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在数字技术语境下重启的一次两种文化的对话。

一、两种文化的隔阂与沟通

1959 年，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斯诺在剑桥大学的系列讲座上犀利指出20 世纪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区分与隔膜问题，引发了当代思想史、科学史上关于两种文化问题旷日持久的论战。

（一）两种文化的隔阂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大体对应于我们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斯诺认为，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学家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对立的位置，不仅相互鄙视，甚至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由此造成了现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一系列困境及问题。斯诺将这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源指向英国因工业化发展而过度细化的社会分工与定型，以及由此衍生出过早专业化细分的教育体系。

斯诺预见到两种文化分裂带来的危害将是巨大的，但他坚信这“两类课题、两门学科、两种文化——就现有状况说也是两个星系——的冲突点，理当提供创造的机会”。但他也指出“：目前谈论某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种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它一旦来临，某些交流的困难将得到缓和，因为这种文化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从两种文化演进到第三种文化，应该是文化知识分子之间消除偏见、相互理解的渐进过程。

（二）关于第三种文化的讨论

20 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学界就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对立问题以及第三种文化的内涵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试图寻找两种文化沟通的途径。

现代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尝试将科学的普及性教育作为沟通桥梁，提倡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是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他将科学史置于“新人文主义”的重要位置。他认为，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既能很好地以历史事例传达科学精神，又能唯一地反映人类进步。“但萨顿的努力并未实现他所预设的沟通两种文化的目标，因为存在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巨大鸿沟，单凭科学史这一学科来填平，确实显得有点力单势孤。”美国出版商约翰·布罗克曼将第三种文化的出现寄托于科学家或思想家的阐释性写作，他所理解的第三种文化是通过大众知识分子一系列科普著作的出版来实现的，“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与科学家沟通，而是科学家正在直接与普通公众进行交流”。显然，布罗克曼所理解的“第三种文化”是一种科学知识的通俗化、普及化、大众化的文化，仍然不过是科学文化的单向延伸。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社会科学想象为第三种文化。他从认识论角度出发对“两种文化”的由来进行了深度阐释，强调学科与知识的划分是社会利益及权力较量的产物，认为文理鸿沟的产生源于强调二元分离的笛卡尔模式。对此，沃勒斯坦组织专题小组调研，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考察报告《开放社会科学》，提出要超越两种文化和重建社会科学。他主张打开学科限制、破除学院壁垒、跨越传统界限、扩展机构联合，并认为文科的问题既非排斥理科，也不意味着即将“死去”，关键在于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科与世界体系的转变不相适应，因而最为紧迫的是对自身的改造、重建。为此，他强调文理三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相互连接。哈贝马斯也谈到希望未来形成这样一门社会科学，它将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与人文学科的语义解释学之间起调和作用，并将它们综合起来。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想象通过对人类事务非理性部分的探索，我们能接续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间隔，如果这样的结合真的能达成，社会科学就能扩展时空范围，并获增预测能力的最佳方式。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则尝试从两种文化间沟通的共同语言来理解第三种文化。他在 2009 年出版了《三种文化——21 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提出“三种文化”（The Three Cultures）概念，将探究世界与人类基本问题的专业人士区分为三类人群 ：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凯根注意到三种文化群体的研究者各自使用一套词汇，即使有时使用相同的词汇，诗人、心理学家和物理学家会赋予该词汇以不同的含义，并用其指向完全不同的现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的观点接近凯根的“第三种文化”。在他看来，“科学与人文的沟壑，究其根本，乃是因为人们没有找到彼此对话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应该简洁通晓，有可供双方共享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一旦我们有了沟通的共同语言，事情就好办了”。

二、数字技术语境下第三种文化的形态

如果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交流的界限，那么计算机语言的发明与运用则为物性与灵性、科学与人文的对话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莱布尼茨将二进制系统视为最初的表意文字，认为这是一个能完整表达所有概念与事物本身的符号系统。数字信息时代以前，人类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物理或社会结构形式进行构想、计划、建造和维护的人工系统。进入数字信息时代，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人工系统将借由计算机符号系统逐步转变为可以支持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对话的框架体系并形成独立的符号系统（见图1）。

图1 两种文化的对话框架

（一）互联网大数据的算法模型：赋予人工系统在产业网络层面的数字化编码

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技术通过0 和1 这种最简单的计算机语言将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中的基础信息通过产业数字化完成了初步编码。一方面，自然系统中的物理信息被工业产业的应用需求转化、储存、传递和还原，通过物联网的发展建立了人工系统的编码框架。物联网借助信息传感器、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等各种人工装置，实时采集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等大数据集散平台进行编码形成数字空间的基础框架并通过互联网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连接，实现人类系统对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媒介的数字化，人们在互联网上建立了彼此间的数字化连接，人类感官识别的图、文、声、像等几乎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也实现了数字化编码，人类系统中的人际关系网络也逐渐被囊括进来。

工业时代形成的人工系统通过产业更新开始由线下向线上迁移，产业的信息化发展建立了人工系统数字化编码的实现通道。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产业变革让互联网不再孤立发展，通过用户、数据、生态的平台化发展模式，互联网实现了对各传统行业的渗透、颠覆和重塑，物联网和数字化的人际网在产业网络层面实现了物理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的联通。

但建立在万维网上的交流仍由人类主导，编程语言里面大量的“如果符合某条件，就输出某参数”的语句，本质上还停留在计算机定义的规则，是一种由人类系统向自然系统发出的支配性交流方式。以产业数字化转型为动力的社会数字化变革还局限于以产业链为中心的网络层面数字交换，虽然在生产、消费、社交层面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但这种基于产业转型引发的数据交换依然是局部的、不充分的。一方面，大数据对企业运营、人类行为的动态描摹还停留于不连续的生产消费场景；另一方面，大数据还局限于产业或者企业内部，并未形成可交易或开放的有效数据资产。无论是只读静态网页（web1.0）还是交互式信息平台（web2.0）都还不能实现计算机与人之间信息双向交互的需要，因为万维网时代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包括信息的收集、检索、整理、排序和分析等。人们虽然能在其中建立超链接的关系，但无法在生成这些网页或应用软件的底层数据间建立关联关系，导致底层的海量数据孤立而分散地存在着，像一个信息孤岛无法进行集成和互操作。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在网络层面实现了数据的搜索、传播和交换，但这种交流主要由人来操控，形成的是支配命令而非基于理解的对话。

（二）元宇宙空间中的仿真模拟：实现人工系统社会空间层面的数字智能交互

当数字技术发展推动互联网迈入web3.0 阶段，人与机器有了双向交互的可能。web3.0 概念下的语义网通过给万维网上的文档添加能够被计算机所理解的语义“元数据”，可以更方便机器学习，让计算机能够理解所接受的信息，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处理、利用这些数据，打通双向沟通的障碍。仿生派通过模仿人类神经元的方式构造了计算机的决策单元，突破了原来数理派编程语言的逻辑思路，即只有被语言精确描述的知识才能通过规则被机器执行或模拟。仿生派基于大模型的仿真算法让信息不再储存于某一个点，而是像全息照片一样，分布式地存在于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里，以无限逼近人类思考的非线性过程。这种信息处理模式让文学和艺术这类隐性的知识得以被模拟，也让人类系统精神空间的内容在数字空间通过符号被系统地表达。

随着人类社会迈入元宇宙元年，自然系统的物理空间和人类系统的精神空间具备了向数字空间迁移的可能。虽然元宇宙的数字蓝图还处于技术试验阶段，但支撑元宇宙初步构型的六大基础技术，即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网络及运算技术、物联网技术，已经在各自领域形成了初步的产业生态。元宇宙时代，AR、VR、MR 的发展将让整个计算平台发生迁移，社会数字化以社会生活空间为入口，信息与数据将不再停留于产业网络层面的交换，而是形成空间立体的数字仿真模拟，人与外界将在社会空间层面与数字孪生空间呈现虚实结合的互动，人与世界的交流将由传统网络窗口式操控型界面进入虚拟沉浸式的交互型数字空间。在数字空间里，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投影：一份超级档案，档案记录了一个人所有的行为，每天晚上都在不断进行整合更新并且可被查阅，机器可以自动模拟和分析。届时，不仅每一个肢体动作将留下数字痕迹，空间交互会形成更加完整、立体的大数据体系，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在大数据的映射下形成数字社会的样态。此时，以人类活动构成的以行为符号写就的文本，在数字空间中真正意义上被转化为以数字构建的符号体系。

（三）第三种文化：数字技术支撑人工系统形成两种文化对话的符号体系

从web1.0 和web2.0 到web3.0，数字技术所支持的沟通模式已逐步从单向的计算机语言指令模式，发展成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人工智能来模拟自然语言对话。1999 年万维网的创始人Berners-Lee 就提出关于机器读写的愿景：“我有一个关于Web 的梦想，计算机能够分析Web 上的所有数据、内容和链接以及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易。使这成为可能的‘语义网’尚未出现，但当它出现时，贸易、官僚主义和我们日常生活的日常机制将由机器与机器交谈来处理。人们吹捧多年的‘智能代理’最终将实现。”目前，OpenAI 发布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模型 ChatGPT，利用NPL（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等技术集成文本生成、代码生成、视频生成、文本问答、图像生成、论文写作、影视创作等功能。此外，DALL·E、Imagen、 Stable Diffusion 等多个高质量图文生成大模型应用也已让AI 写诗、作画和视频生成变为现实。过去我们认为机器无法抵达的文学、艺术等精神空间已开始由大数据支撑下的算法模型编码、解码、训练及重构成可人机互动的符号体系。可见数字技术通过推动人工系统智能化，已逐渐在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间架起了双向沟通的桥梁，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在实践意义上已经有了对话的雏形。

从相关技术的文化影响范畴上看，“当数字技术的发展从互联网时代的工具层面、产业实践层面抵达社会安排或者说制度形式层面，互联网与文明的关系已经难分难解”。大数据基础上语义体系的形成以及从产业变革到社会形态的重构已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技术的客观具体化。如果我们从认知的角度来理解人工系统符号体系形成背后的文化意义，当下数字技术的进步不仅是技术或产业的革命，更是一场文化层面的认知革命。

而对学科而言，这种通用语言符号体系的建立，极可能成为库恩所提及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所需的解释学基础，即让两种学科能够在一个给定的范式下基于人类的意向性从事“解难题”的事业，使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认可相同的研究问题、解题方式和评价标准，不断地取得突破，并将研究领域推向“精深化”。

三、基于数字技术形成的第三种文化重构新文科

（一）打破学科边界建立具有开放式语义系统的学术共同体

第一，建立开放式语义系统的核心在于语义单元的识别。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在深思一个问题及提出某种解决方法时，主要依靠各种语义网络和图式形式，而不是各种数学概念，例如对理想、启蒙、社会、身份和冲突之类的概念网络难以用数学探讨的方法来处理。这意味着要尝试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实现在一定的抽象程度上对一个问题进行形式化的定义，这就需要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群分解为更小的可计算模块，以达到算法的本质。

因此，在推动新一轮的数字化学科变革中，计算思维和理论建构能力的普及是有必要的，虽然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必陷入重复的编码任务，但基本的数字技术素养是更好地表达文化现象的基础。要将“人文研究从对技术效果的关注（从对社交媒体、游戏、叙述、人物、数字文本、图像、环境和采纳理解）”转向“具有人文气息的技术生产理论（设计层面的人文计算、信息架构建模、数据类型、交互界面以及协议）”的探索，这是连接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桥梁。

第二，形成聚焦于事件线索的语义网络共同体。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代表着三个语言共同体，他们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证据形成独特的意义并赋之以各自领域内的核心概念，而这些基于专业技术定义的概念支撑了不同的语义体系。

解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交叉领域中的关键问题，需要通过语义技术来探测两个或多个网络之间共享的某个单独的语义节点（Semantic Node）。而对研究者而言，如果能捕获知识所学的词表以取得共识，并在节点上寻求链接，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文与科学在不同研究领域的有效沟通。

（二）基于形成第三种文化的对话框架构建新文科研究范式

1.以数据为中心的横向网络分布式学术共同体

由于数字技术的影响，关于学科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实验的、理论的和计算的科学范式都正在被泛滥的数据和正在出现的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影响，这一科学范式的目标是拥有一个所有科学文献和科学数据都在线且能彼此交互操作的世界。科技领域的数据洪流，已经发出了构建新研究范式的挑战，数字技术带来大数据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一是储存和计算资源的商品化，二是数据模块的个性化，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这种大规模分布式的知识服务组建新的研究力量。新文科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就要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使不同学科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在高度分布的、数据密集型的科研团体中探索机器（人工智能）友好的学术交流体系，突破跨学科研究中结构化数据的阻碍。在分布式平台，数据应该通过各种不同规模和性质的来源涌来，包括“大型国际实验”“跨实验室”“个人观察实验”“个人生活”等，因此需要建立一个通用的平台来支持数据采集、验证、管理、分析和长期保存的整体流程，形成支持跨工具、跨实验、跨项目的长期可用和集成的数据模式。

2.以模拟实验为中心的纵向问题探索型学术工作流

模拟作为一种获得认识和预测系统行为的技术，先于计算机出现，起初主要用于自然科学，例如模型船坞和风洞，也有经济学家进行过类似尝试，二战后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建造了一座莫尼亚克（Moniac）的水力学模型来模拟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模拟是通过两种相互联系的方式提供新的知识，但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以及数据源的丰富，由这些数据导出的结果对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了实质性的影响：“它使人们能够用超高频微细节来校准、验证和测试模拟的社会互动。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鸭子在水面上游泳，我们也可以模拟他们在水下划桨的脚。”大数据将能够在足够精细的粒度、足够短暂的时段上对事物、现象的状态及变化进行客观刻画和反映，将不同的人对事物、现象和人际关系的差异化感受一一映射，这是数字化技术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表现特征。正如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所说的，社会互动的本质是高度计算性的，它涉及多线程和并行的信息检索、处理、决策和信息在进化中的社会网络中的传播，而通过追踪信息是如何产生、使用和传播的，社会科学中的各种学科可以找到它们之间深厚的联系。

工作流通过管理数据准备、分析流水线，使大规模科学成为可能的一种范式，并成为建立计算性知识抽取的首选运载工具。工作流是对科学过程的精确描述，它是一个多步骤的处理过程，可以协同多个任务，执行起来就像一个复杂的剧本一样。它使得以数据为中心的科学成为一个可以在多个层次合作的事业，科学家能够在共享的数据和服务之上展开合作，塑造科学共同体新型合作模式。通过建模与仿真技术融合大数据与深度学习技术，可以支持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同一个现实问题来展开模拟实验。

四、结语

百余年来，文科的发展在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在新时代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仍然要借助于新文科的发展。“中国在人文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距离现代化和本土化还有漫长的距离。所以，对于中国而言挑战是双重的：一方面需要加速和追赶科技与人文现代化；另一方面，需要寻求符合历史潮流和文明走向的科技与人文的平衡模式。”对于中国新文科建设的挑战也是双重的：一方面要建立人文与科学交互的通道，另一方面更要建立人文指导科学发展伦理的理论之路，而每种文化都必须发展出自身的宇宙技术思想来反思现代化及技术全球化的命题··。从 19 世纪的德国到 20 世纪的美国，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是与国家的兴衰同步的。21 世纪，中国能否创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能否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同步，能否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步，考验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大局观和智慧。

两种文化的弥合不仅是两种文化知识团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消除偏见，也是知识的专业化与跨学科交叉相结合的过程。在两种文化之间生发的第三种文化应是基于人全面发展的人本关怀，是以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发展方向的文明倡议。当人类社会业已经过第四、第五次科技革命，在相对论、量子论及电子信息、自动化、遗传密码等迅速揭示和应用后，人类历史上的第六次信息科技革命，正疾步来临，新科技革命正在逼近“上帝的奥秘”，将不仅改变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还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自身，重建人的本质属性。人文文化的功能作用和地位问题，再次摆到了我们面前。如何跨过人文与科技的隔阂，从科技急速发展人文原地徘徊演进到两种文化实现全面对话，将成为实现下一次文明兴盛的关键性问题。而新文科建设在推动两种文化的全面对话上，具有重大的使命。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摘自《武汉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原文约25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