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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家访谈丨“十五五”：怎样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张占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让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各展其长、协同发力，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教授。

张占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原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央党校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后。入选国家“四个一批”社科理论人才和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从三个维度看处理好“两只手”关系的重要意义

记者：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条原则，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其中之一。您认为，它对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张占斌：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十五五”时期破解发展难题、激发发展活力的制度密码，其重要意义可从历史逻辑、现实需求与战略价值三个维度深刻把握。

从历史逻辑看，这一原则是对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与理论升华。我国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关键就在于打破了“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认知误区。回顾历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农村市场活力，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再到新时代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离不开“两只手”的协同发力。

从现实需求看，“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外部遏制打压加剧、内部转型升级攻坚的双重挑战，诸多重大任务的推进都离不开“两只手”的精准协同。在外部环境上，要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既需要政府发挥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国家实验室建设、重大科技专项布局提供长期稳定支持，又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作用，通过风险投资、股权激励等市场化工具，推动技术成果向产业转化。在内部发展上，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政府明确产业政策导向，同时依赖市场通过需求牵引、竞争激励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此外，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既要政府清理地方保护、打破行政性垄断，又要市场通过跨区域贸易、要素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从战略价值看，这一原则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决定了必须通过“两只手”协同实现多重目标的有机统一。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上，市场通过竞争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政府则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保障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在活力与秩序的统筹上，市场的自由竞争激发微观主体创造力，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政府则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执法，规范市场秩序。在发展与安全的兼顾上，市场通过全球化布局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政府则通过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筑牢安全底线。

如何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记者：科学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重点在于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动态平衡。您认为，“十五五”时期应如何更好地实现二者平衡？

张占斌：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核心是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有效市场支撑有为政府、有为政府保障有效市场”的良性循环，重点可从三方面突破：

一是聚焦关键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在要素市场化配置领域，需加快数据要素产权制度、交易流通规则建设，探索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分置制度，推动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完善土地跨省域配置机制，破解耕地保护与产业发展用地矛盾；健全技术成果市场化转化机制，推广“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允许高校、科研院所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研团队。在市场环境建设领域，要持续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地方保护、行政性垄断政策，重点整治限定本地企业中标、设置隐性准入壁垒等行为；迭代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全面落地，对清单外领域实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严禁各地自行增设准入条件。在监管体制领域，应构建“事前精准引导、事中智慧监管、事后信用惩戒”的全链条体系，事前发布行业发展指南和合规经营指引，事中运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开展“穿透式监管”，事后将违法违规行为纳入信用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改变“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惯性。

二是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同时破除民营企业在准入许可、要素获取、公平竞争等方面的壁垒，让民营经济“轻装上阵”；创新科技体制机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由政府发布攻关需求，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竞标，赋予团队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同时通过市场化激励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让商品价格、要素价格更多由市场供求决定，比如深化电力、天然气、水资源等领域价格改革，对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化电价，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流向高效领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提升政府“有为”的精准性与效能。政府要当好“战略规划师”，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等领域超前布局，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前沿技术研发，通过搭建创新平台、完善配套设施等方式引导产业发展；当好“风险防控员”，在粮食、能源、金融等领域强化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当好“服务提供者”，通过数字政府建设简化审批流程，将行业准入涉及的多个审批事项整合为一张综合许可证，实现“一证”准营；以政策一致性评估避免“政策打架”，建立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对涉及市场主体的政策实行“合法性、合理性、协调性”三重评估；用法治保障市场主体产权与合法权益，同时建立“政策兑现清单”制度，确保政府承诺的税收优惠、补贴扶持等政策及时落实到位，真正实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从三个方面推进浙江“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创新探索

记者：您认为，“十五五”时期，浙江应如何进一步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为全国经济发展作更大贡献？

张占斌：浙江作为民营经济的“沃土”和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上有实践基础，贡献突出，更能在“十五五”时期创造新的经验，率先突破、作出示范，重点可从三方面发力。

一是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打造“亲清政商关系”标杆。进一步破除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招投标、融资等领域的隐性壁垒，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比如推行“企业家早餐会”“亲清政商关系负面清单”等制度，让政府“服务清单”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清单”；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等平台，探索民营经济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路径，推动“浙江制造”通过市场机制走向全球，同时政府搭建涉外法律服务、风险预警平台，为民营企业提供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避险等服务，为民营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此外，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比如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宁波前湾新区等重点区域，推出一批“民间资本参与特许经营”项目，让民间资本在“两重”“两新”、未来产业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建立民间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解决项目落地中的用地、用能等难题。

二是以数字化改革为支撑，构建“智慧协同”治理模式。可依托“数字浙江”建设优势，推动政府治理与市场运行深度融合。在要素配置上，完善全省统一的数据要素交易平台，探索数据要素质押融资、数据确权流通等创新模式，健全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动态监测与精准调控机制，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预判产业链关键要素供需缺口，提前引导要素向重点产业集聚；在监管服务上，全面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持续推进省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浙里办”）实现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事项“全程网办、跨省通办”，同时通过大数据实现对市场主体的“无感监管”“精准服务”，例如对小微企业实施“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对高信用企业减少检查频次，对存在风险隐患的企业提前预警并提供帮扶，既减少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又能及时发现并解决企业难题；在信用体系建设上，构建“政府监管、市场评价、社会监督”的信用机制，将企业信用与融资信贷、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挂钩，同时引入第三方信用评价机构，发布企业信用监管指数，让信用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依据，推动形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良好市场环境。

三是以共同富裕实践为载体，探索“效率与公平”平衡路径。立足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通过“有为政府”引导“有效市场”实现均衡发展。政府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区域协作政策，设立和完善山海协作产业基金，引导杭州、宁波等核心城市的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科研资源向后发展的山区海岛县流动，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强村富民”；可探索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联合高职院校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鼓励企业开展“订单式”培训，提高劳动者市场竞争力；同时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推进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探索民营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鼓励机制，让市场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全国提供“活力与公平兼顾”的浙江样本。

此外，浙江还可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的制度创新试点，比如在自贸试验区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改革，建立政府政策实施效果的市场反馈机制，定期邀请企业、行业协会对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进行评价，动态调整优化政策措施。同时加强与长三角区域的协同联动，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监管标准互认，优化升级长三角数据共享平台功能与服务，形成区域协同、市场联动、政府共治的发展格局，进一步提升浙江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全国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浙江日报记者 潘如龙）

来源：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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