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之江策  作者：姜文华

1 引  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其核心在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文化与旅游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文件明确要求，“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中指出，“探索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与发展路径，促进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灌溉工程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功能性代表的典型，集水利、农业、生态环境、文物古迹与历史人文等多重价值于一体，是水利智慧与生态文明理念深度融合的历史结晶，是人类治水文明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其核心在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文化与旅游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文件明确要求，“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中指出，“探索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与发展路径，促进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灌溉工程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功能性代表的典型，集水利、农业、生态环境、文物古迹与历史人文等多重价值于一体，是水利智慧与生态文明理念深度融合的历史结晶，是人类治水文明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图源：丽水发布

截至2025年9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多达42项，居全球首位，彰显灌溉文明古国的丰富遗产与典范价值。浙江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认定为7处，数量为全国第一，分别是丽水通济堰、宁波它山堰、诸暨桔槔井灌、太湖溇港圩田、衢州龙游姜席堰、金华白沙溪三十六堰、丽水松阳松古灌区。从防洪安全到水资源调配、利用，从管理创新到生态价值转化，浙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不仅体现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人水和谐的生态智慧，更显示浙江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治理方面的突出成就。传统灌溉工程蕴含的古老智慧，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经验范式。新时代背景下，灌溉遗产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应践行整体生态观、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的生态文明价值观，通过遗产价值提炼、多维业态发展、创新治理与数智应用实现文化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

2 浙江经验：灌溉遗产传承千年的生态文明智慧

浙江自古以“七山一水二分田”著称，水患频繁却孕育丰饶的灌溉文明：良渚五千年前的塘山—高坝系统开中国水利之先河；跨越千年的灌溉工程至今依然充满生机，惠泽浙里人民。浙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表现出因地制宜的设计原则，“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哲学，官督民办、人水共生的治理范式，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中国乃至全球可持续水利提供了可复制的“浙江智慧”。浙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所积累和更新的世代传统知识、价值观和实践经验，为推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浙江经验”。

（一）因地制宜：古堰工程中的生态水利设计智慧

因地制宜是古代灌溉工程遗产核心指导原则之一，强调根据当地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技术水平灵活调整工程方案，形成与地域环境高度适配的工程范式，以达到高效利用水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目标。通济堰的拱坝设计沿用千年，经过初建与历代重修，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拱形大坝，利用拱形结构分散水流压力，增强抗冲击能力。拦水坝建于大溪与松荫溪汇合处西的堰头村，古人因势利导，利用两溪水流对冲抵消冲击力，增强坝体稳定性，以高海拔地筑坝拦水入渠，灌溉海拔较低的碧湖平原中、南部，实现高蓄低灌。[1]元至顺年间修建的姜席堰被誉为“山溪性河流引水灌溉工程的典范”[2]，其巧妙利用灵山江河道中的天然沙洲，将拦水坝分为上堰（姜堰）和下堰（席堰）。工程设计顺应山溪性河流暴涨暴落的特性，避免大规模改造河道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诸暨桔槔井灌工程其历史可追溯至12世纪[3]，是目前全球唯一规模化且仍在使用的古代提水灌溉系统。以众多古井为水源核心，利用桔槔从井中取水，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适应丘陵地形，因地制宜利用地下水资源的智慧。白沙溪三十六堰的修建是古人利用山区河流天然形成的阶梯式深潭，将堰坝建于深潭下游。利用深潭作为天然坝基，有效提升蓄水能力并消解水流冲击，能在干旱季节增加蓄水量，形成“以潭蓄水、梯级引灌”的高效系统。

图源：浙江宣传

（二）人水和谐：延续千年的生态治理与共同体理念

人水和谐的生态治理是通过科学治理化水害为水利，包含生态调度、社群协作、文化规约等复合型治理体系，实现人类活动与水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通济堰“三闸分水”系统实现灌溉与防洪的平衡，首创“水上立交桥”结构。通济堰灌溉面积达3万亩，至今仍为浙南粮仓。《通济堰规》系现存最早的农田水利法规碑刻，由南宋知州范成大于1169年制定，首创“官督民办”治理模式，明确堰首、田户、甲头等职守，规范用水分配、岁修经费、清淤周期及违规惩戒，将官方监督与民间自治深度融合。[4]通济堰的管理制度历经千年修订与完善，形成自上而下、官民结合的管理模式，构建了一个由官方与民间共治的“水利共同体”。它山堰通过自然水位变化实现“涝时七分入江、旱时七分入溪”，旱季引入淡水灌溉农田，雨季分流洪水入江，形成自动调节系统，比现代分水闸技术早千余年。它山堰的管理制度从唐朝开始，历代根据实际经验不断完善。采用官方与民间协同管理的方式，官方主要负责工程的修建、维修和疏浚，民间则参与用水分配等事务。管理章程“堰规”由地方政府制定并刻石立碑，公示于众，具有法律约束力。松阳松古灌区在历史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机制，其体系于明清时期已臻完善，如“堰董会”、“圳田制”、“汴石制”和“轮灌制”。[5]无论是“官督民办”治理模式还是官民协同等协同管理模式，不仅保障了水利工程的长效运行，其背后所蕴含的多元共治、责任共担的治理智慧，更是古代“人水和谐”理念在制度层面的生动实践，为现代流域治理与社区参与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参照。

（三）循环利用：古堰系统内蕴的可持续发展智慧

可持续发展的人水共生智慧是人类对水资源可持续性利用与“生态-环境”系统保护的协同实践的智慧。诸暨桔槔井灌展现“藏水于沙、以水兴农”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诸暨赵家镇地处黄檀溪冲积盆地，沙质土壤渗透性强，地表水易流失。古人通过“一丘田一口井”的布局，将地表水通过拦河堰引入地下，利用沙层形成天然蓄水层，以“藏水于沙”的方式实现水资源的自然涵养与可持续利用。在当代，通过系统性维护，古堰的生态智慧得以传承与更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兰、沙畈水库建成后，金华各级政府对白沙溪三十六堰实施了改造升级。白沙溪三十六堰与两大水库及88座小型水库联动，形成库、堰、渠、渎相接的自流灌溉网络。[6]受益农田从12万亩增至27.8万亩，为金义都市区70万居民提供优质水源。[7]松阳松古灌区始建于秦汉，经历代建设，于明清时期形成以松阴溪为水源、堰渠交错的“长藤结瓜”式灌溉体系。当代松古灌区通过系统性修缮和现代化提升，至今仍支撑水稻、茶叶、甘蔗等产业发展，被誉为“灌溉工程遗产活态博物馆”。其“森林—水系—梯田—村落”生态体系，兼具灌溉、防洪、生态农业、旅游等多重功能，成为可持续灌溉的典范。

图源：丽水发布

3 遗产活化与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代赋能与创新对策

浙江的实践经验表明，灌溉遗产保护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不仅提升区域生态韧性与文化活力，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对于浙江深化“八八战略”、奋力推进“两个先行”，探索兼具地域特色与普遍意义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应新时代要求，灌溉遗产正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活力，推动古堰焕发新生，贡献生态文明建设新智慧。坚持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引领，以系统性思维构建区域文化生态保护体系，形成以活态传承为基础、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数字智能为支撑的创新治理模式，构建起多维可持续的保护与发展路径。浙江依托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通过理念、管理、技术与利用方式的综合创新，为全球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蕴含东方生态智慧的“浙江范例”。

（一）强化浙江灌溉遗产文化价值提炼与标识塑造

一是提炼浙江灌溉遗产的文化价值，构建多重文化叙事体系。以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维度提炼灌溉遗产文化价值。物质遗产以工程本体、碑刻文物、古庙、古樟树等有形载体，见证人水互动的历史层积与地域人文风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通过工程技艺、治水人物、水利管理、用水智慧、节庆崇拜等活态传承，发扬浙江水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与生态智慧。构建浙江灌溉遗产的多重文化叙事体系。以“历史—科技—生态—社会—文化”叙事为线索，构建多重叙事体系，讲好浙江水利文明的千年故事，推动灌溉遗产从“静态遗存”走向“活态传承”。

图源：丽水发布

二是塑造“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浙江灌溉遗产文化标识体系。系统整合灌溉遗产特征，建立统一而富有层次的文化标识体系，塑造具有高度辨识度与文化深度的省级水文化遗产标识典范。如以“浙江灌溉遗产”为总标识，树立全省灌溉遗产的整体形象，分设地方性子标识，呈现不同区域在工程形制、水资源禀赋、生态适应与文化表达上的独特风貌。通过“总标识引领、子标识支撑”的命名体系，强化整体品牌认知，展现地方特色，体现浙江灌溉文明的丰富性、系统性与独特性。

（二）发展“灌溉遗产+”的多维业态格局

一是依托灌区可持续水土管理的智慧经验，以“灌溉遗产+生态农业”为核心路径，构建灌区特色的生态农业循环体系，打造具有遗产标识的农产品。通过整合生产与社区，形成区域共生网络，并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节水、生态技术，发展精准与有机农业。构建灌区农产品认证体系，赋能产业价值提升，并将产品标识纳入“浙农码”体系。

二是“灌溉遗产+场景化展示”，基于灌溉遗产广阔的区域空间，可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展示利用体系。通过建设专项遗产博物馆、规划“泛博物馆”式文化景观、打造水利公园与水利风景区等模式，在保护生态环境与保障农业用水的前提下，推动其功能从基础性农业生产拓展为兼具生态、游憩、文教功能的社会公共服务空间，使遗产保护成果直接惠及当地经济与社区发展。

图源：浙江宣传

三是“灌溉遗产+文旅融合”，核心路径是将旅游体验与文化消费的结合，实现效益叠加。系统整合灌区优越的生态本底，将独特的农业景观、水工文化及生物栖息地，转化为沉浸式文旅资源。重点在于打造文化研学、生态体验与特色农创等融合项目，关键是将传统的灌溉管理、生态种植等农业生产过程，创造性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旅游消费产品。

（三）数智赋能灌区的精准智治与交互体验

一是对遗产本体的数智化监测与保护，强化数据集合分析。在遗产本体及周边环境布设传感器，实时监测水位、流量、水质、土壤墒情、本体结构位移和应力变化等数据。利用卫星和无人机遥感，宏观监测灌溉区域内的植被覆盖、土地利用、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变化。

二是构建智慧灌溉云平台，形成灌区“一张图”。实时监控全局状态，基于数据分析优化灌溉制度、预警设备故障，并支撑水资源规划决策。通过对本体结构的数字化监测，可预测性发现隐患，实现从“抢救性修复”到“预防性保护”的转变，减少大拆大建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干扰。优化水资源配置，基于实时数据，可智慧化调度水资源，实现精准灌溉，极大节约宝贵的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体现生态文明的“节约优先”原则。

三是构建数字博物馆，云展览，手机端虚拟应用，通过数智形式全方位展示灌溉遗产的生态价值、工程智慧和文化魅力。开发沉浸式交互应用与云展览。借助VR/移动设备，用户将从旁观者变为虚拟环境的参与者，通过自主探索、亲手验证，动态感知古堰坝的建造过程、水流原理，深度认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四是借助数字营销讲述灌区的生态与文化遗产故事，通过将市场流量与品牌价值转化为切实的经济收益，实现文化价值的传播与经济收益的提升，形成流量、内容、产业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吴志标，吴志华著，《瓯江古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0-41页。

[2] 黄国平，周土香著，《灵江秀水处龙游青山间：姜席堰》，长江出版社2024年版，第69页。

[3] 李云鹏，谭徐明，周长海等，《浙江诸暨桔槔井灌工程遗产及其价值研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2016年14期第6卷，第437页。

[4] 陈方舟著，《曲坝长波润碧湖：丽水通济堰》，长江出版社2024年版，第133-137页。

[5] 松阳县档案馆，松阳县水利局编，《世遗之光松古流——松古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解读与档案集萃》，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年版，第48页。

[6] 《白沙溪三十六堰——千年瑰宝历久弥新》，中国防汛抗旱，2022年第2期。

[7]《“世界遗产”白沙溪三十六堰：继承传统文化 推动城乡发展》，浙江省政务服务网，https://zld.zjzwfw.gov.cn/art/2021/6/30/art_1229052632_58918036.html.

作者简介：

姜文华，丽水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民族学院）讲师，民俗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民族宗教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