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开放时代》2025年第2期

内容提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两山”理念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近年来，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批遴选并发布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实践案例。这些案例集中体现了该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其理论价值尚未被充分发掘，亟须深化学术表达。典型案例涵盖生态空间资源、生态公共品、生态消费品三个层次的价值增值路径，体现了外溢共享、配额交易和赋能增值三种实践策略。通过生态赤字恢复、生态价值深化与生态资本深化三个阶段的价值显化路径，以系统性顶层设计引领绿色理念发展，因地制宜地推动生态产品从生态公共品向生态空间资源和生态消费品延展，既实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两山”理念   生态空间资源    生态文明建设    新质生产力   新发展理念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中国经验

——基于国家部委典型案例的实践解构与理论阐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1]“两山”理念强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推动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它不仅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成果，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话语体系。以“两山”理念为指引，将各地区“绿水青山”的自然与生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价值，是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关键。[2]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协同推进宜居宜业与美丽乡村建设，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官方陆续发布了具有不同实践特征和发展模式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在落实“两山”理念、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探索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等方面有重要指导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同于普通的实践案例，这些典型案例充分体现了政策内涵、改革方向和国家意志，表达了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与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双向高质量转化和双向扩增的发展目标[3]，彰显了该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其理论价值的认识尚不充分，案例中蕴含中国经验的创新策略和实践路径还缺少系统化的理论提炼和学术表达。故而，本文基于生态产品的多元内涵和价值实现的阶段性特点，系统地分析国家多部委典型案例的创新策略和实践路径，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过程进行初步的理论归纳。

一、用中国道理总结绿色转型的中国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4]国家多部委典型案例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永续发展”的深刻理解，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诠释，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创新贡献，为全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且生动的中国经验。

（一）以永续发展观牵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凸显着以永续发展观引领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驱动逻辑，体现出我国的总体发展观逐渐转向更为全面、更可持续的方向，将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要素有机结合，使永续发展理念内化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共识，为新时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以追求GDP增长为核心，注重经济总量的提升。以GDP为导向的晋升机制使政府官员在任期内优先考虑经济增长目标，往往忽视了对环境的长期影响。[5]丰富且廉价的自然资源为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自然优势基础，也成了GDP增长的消耗品和牺牲品。2007年，我国七大水系总体污染程度为中度污染，农村地区受到工业及城市污染影响，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问题。[6]此外，城市资本过剩导致农业生产过剩，并引发大面积农业面源污染，农民被迫离乡进城，进而对农村地区的稳定性产生了不利影响。[7]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8]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9]，标志着生态文明正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内涵，并在此后不断深化，实现了从可持续发展观到永续发展观的飞跃。生态治理的重心已从单一的污染防治转向生态修复及价值转化并重的综合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逐步完善，不仅推动了生态环境质量的系统性提升，更为我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及产业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从而为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逐步体现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的关键作用。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0]生态产品在其价值增值路径和价值积累方式上，由于创新动能和“比较优势集合”的差异，展现出质效同步提升与几何级数增长的跃迁潜力。[11]在“两山”和“两化”（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观引领下，土地等传统经济要素以及更大范围的生态空间资源正在转变成新生产力要素和新价值要素。

（二）以系统性顶层设计引领理念和政策话语体系演进

2011年，国务院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产品”概念首次在政策文件中出现并被定义为“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12]此阶段的生态产品仅作为公共产品，注重其有效供给而非价值实现。伴随着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13]，生态产品在环境修复和保护中的价值逐渐凸显。此后，政策文件及重要会议强调要在补偿机制[14]、制度建设[15]、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16]、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下功夫[17]，推动了生态产品以生态保护补偿为核心的价值实现机制的初步形成。

2016年6月，福建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自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在具体实践推动上逐步走深走实。[18]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9]随后，习近平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20]这说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不断丰富与演进，逐步从公共产品以及生态补偿的手段转型为市场化、价值化的资产。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青钱柳家庭林场

（图片来源：东南网）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出了总体要求和六大机制，并强调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工作原则。[21]其后，无论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还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所提到的深化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23]，都表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与政策框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由此可见，我国生态产品内涵的演进呈现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创新的完整跃迁。伴随制度体系的深化完善与市场化路径的持续拓展，生态产品逐步突破传统公共物品的定位局限，实现从非经济性公共品向要素化资产形态的战略转型，成为驱动绿色发展与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政府考评机制的结构性调整推动发展逻辑从规模速度导向向质量效益导向的根本转变，促使地方治理模式转向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同提升。在此进程中，“两山”理念从政策话语演进为可操作的实践框架，通过制度创新重构资源开发的经济范式，在生态保护、产业升级与社会建设的有机衔接中，形成兼具价值基准与实施路径的生态文明建设方案，为高质量发展培育出融合生态优势与经济效能的新型动能。

（三）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前提下因地制宜推动实践创新

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前提。生态产品由于其自然属性不同，同时具有脆弱性，当受到自然灾害危害，或遭遇机械式开发而脱离生态本底和地区发展条件时，其价值会严重贬损，甚至引起各种社会问题。例如，忽视未来财政和生态赤字问题，跃进式开发农业旅游产业；脱离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和产业特点，简单地将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方式作为生态化扶贫手段和生态修复方式；缺少科学的生态系统规划和技术能力，未能构建符合自然规律的人工生态系统模式，造成次生灾害，打破生态平衡。因此，在具体实践中需要辩证地谋求生态资源价值化，正确地认识到落实“两山”理念必须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科学地把握当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阶段性重点任务，避免将阶段性的“两山”理念机械地理解成静态的单一阶段，不能跨过从穷山恶水到绿水青山的生态修复阶段，而直接进入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生态价值转化阶段。

因地制宜是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举措。[24]我国广袤的国土空间呈现三级阶梯式地理格局与五大气候带交织分布的特征，这种立体化的自然本底差异造就了显著的产业区域分异规律。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各地不同的生态资源禀赋叠加历史形成的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客观上形成了“生态-产业-市场”三元耦合系统的空间异质性。因此，若片面地强调可推广性和可复制性，将各地不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归纳为简单的同质化发展方式，那么这种忽视生态本底特质性的“标准化移植”不仅难以与地方实际情况相契合，反而可能导致实践中的削足适履和简单照搬，限制政策和经验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因此，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优化策略是各地区应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的生态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状况以及市场、资金、技术等外部环境条件，科学设计并灵活实施具体方案，避免“一刀切”，以确保措施既符合地方特色，又能在实践中有效落实，从而最大化地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与提升。

二、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逻辑与实践策略

对生态产品内涵的深入理解为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逻辑与实践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生态产品”概念的内涵突破了“唯经济论”和“唯生态论”，强调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基础上更好地获得经济收益。这种观念转变为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创新性的思路。

目前，学术界对于生态产品的内涵研究主要分为自然要素视角和整体系统视角。前者认为，生态产品是由生态系统提供的可供人类直接利用的自然要素[25]，例如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未污染的土壤等。[26]后者则认为，生态产品不仅包括自然要素，还涵盖通过生态友好型方式生产或消费的物质产品，即生产消费过程中能够保护环境和对人类无害的产品[27]，如清洁技术生产的产品，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减少消耗和排放的绿色产品等。[28]整体系统视角基于整体性思维，但定义过于宽泛，泛化了对生态产品的认知，模糊了生态产品的边界，无法有效落实生态产品在基层实践中的价值实现。

同时，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单一维度，对生态产品内涵与外延的系统性分析仍显不足。受空间异质性的显著影响，不同地区的自然禀赋与社会经济条件催生了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价值表现形式。因此，面向我国生态产品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结合实践需求与国情特点，深入探索其价值实现的创新逻辑与实践策略，以推动生态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逻辑

过去三十余年，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少地区采用了以高资源消耗和高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致使环境严重恶化，发展不可持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产品的生成和供给主要是由政府通过巨额转移支付和项目投资以弥补负外部性的方式实现的。现在称之为生态产品的生态资源本质上是政府投资生成的产品，其本身物化全体人民的劳动价值，并且在不同层次有其特定的生成方式和过程。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将生态产品定义为公共产品，我国生态产品的概念在政策演进中不断发展，涵盖了宏观层次的生态空间资源、中观层次的生态公共品和微观层次的生态消费品。

第一，宏观层次的生态空间资源，是伴随山水林田湖草沙和冰天雪地的连片开发不断加快，因生态公共品的价值逐步溢出并向上跃迁而生成的。在此过程中，生态公共产品逐步演变为宏观层次的生态空间资源，以连片形式构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有机统一体，具备结构性粘连特征，从而形成具有开发和利用价值的生态产品。在此基础上，生态效益的扩展效应超越了原有的区域和产业边界，与周边地区和相关产业共享与生态空间资源相关的权益，如生态空间资源的用益物权、地役权、收益权、特许经营权、承包权等以及基于此的金融类产品等。

第二，中观层次的生态公共品，是政府在推动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作为主导者代替其他社会主体以环境整治和重资产投资的方式，弥补生态环境恶化的负外部性而生成的生态资源和设施化资产。这些生态公共品在价值转化过程中体现为生态调节服务和各种基于生态系统功能的权益类产品（如碳汇、排污权、水权、绿化指标交易、跨省跨流域生态补偿等）。

第三，微观层次的生态消费品，是生态公共产品在价值外溢过程中以资源租金的形式，向下“涓滴”生成微观层次的可向消费市场转化的生态产品。生态资源和优良环境为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提供了本源性的经济优势。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策略

基于上文所述的三种生态产品类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主要有外溢共享、配额交易、赋能增值三类实践策略（见表1）。

第一，宏观层次的生态空间资源通过外溢共享的方式展现其价值。随着价值的向上跃迁，生态空间资源具备容纳多元产业融合业态，进行山水林田湖草沙整合开发的能力。由于生态空间资源的体量巨大，产权边界不明确，正外部性较强，宏观层次的生态空间资源产品往往需要多个主体共同开发，并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发挥价值发现与预期引导的功能。通过多层级市场的运作，逐步显现并转化生态空间资源的巨大正外部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生态空间资源产品的价值显化并非一次性完成的过程，因此其开发需要采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协同模式。生态空间资源价值实现的具体形式包括用益物权、收益权、特许经营权、承包权等，以及基于这些权利所产生的金融类产品。这些产品的卖方可能是政府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而买方则包括市场经营主体、金融机构和城市中等收入群体。

第二，中观层次的生态公共品价值实现是通过配额交易的方式。政府将生态公共品量化为可交易的指标和配额商品，并通过法定交易平台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其价值，提升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例如碳排放权、水权等生态资源的商品化交易。在上述过程中，卖方为生态调节服务提供方（往往是不发达地区）及各级政府，买方是生态调节服务消费方及各级政府。

第三，在微观层面，生态银行作为价值枢纽，通过创新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模式，构建起包括使用权出让、经营权转让、租赁权抵押以及股权化参与等多元化的产权交易体系。这一体系具有产权边界清晰、资本准入便利、操作流程规范等特征，为生态资源资本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且通过生态银行降低市场风险，提供资本支持和风险管理，促进生态产品的市场化、品牌化和服务标准化，提高其市场价值和增值潜力。在这一市场中，卖方主要是企业、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而买方则为生态产业链下游企业、终端消费者及金融机构。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的价值显化路径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批次遴选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国经验的精华所在。这些典型案例，展现了不同类别的生态产品的多元价值实现路径，用创新实践充分证明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总体上看，生态产品在价值转化的前期、中期和后期有不同的实践重点，体现为生态赤字恢复／价值生成、生态价值深化、生态资本深化等三个阶段的价值特征以及配额交易、外溢共享以及赋能增值等三类价值显化路径（见表2）。其中，生态赤字恢复阶段的核心在于弥补生态损失，修复已受破坏的自然环境，重点投资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旨在为后续的生态价值创造打下基础；生态价值深化阶段则聚焦生态价值的提升和深化，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实践，促进生态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增强公共及社会福祉；生态资本深化阶段强调在生态系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生态资源价值的货币化外显，将生态产品转化为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态资本，推动生态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并注重在内涵上体现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在价值显化路径方面，配额交易路径突出政府主导，通过对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进行计量，探索基于宏观地役权的价值实现模式[29]；外溢共享路径则强调通过生态服务能力、承载力和生态空间价值的提升，实现生态产品外部性向其他领域的价值溢出和显化；赋能增值路径则着力于生态产品价值生成的自然过程与地方产业发展相融合，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以及符合新发展理念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而实现生态产品的多元价值。

（一）生态赤字恢复阶段的价值显化路径

生态赤字恢复阶段案例一般对应历史上因单一经济功能开发或气候地理变迁，长期人为生态消费远超过自然生态供给的地区，生态资源稀缺，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基本透支，严重影响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此阶段首先要由政府主导，带领社会各界投入“耐心资本”，通过生态补偿、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转型，使生态产品的价值显化，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生态恶化与经济贫困的双重问题。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各地基于自身生态资源的属性与特点，走出了不同的价值显化路径。

例如，面对传统重工业导致的流域生态系统退化，湖北省鄂州市通过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生态服务价值核算体系，通过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区域补偿和生态责任考核，显著恢复生态赤字，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和供给水平。[30]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因长期煤矿开采生态破坏严重，当地政府基于科学设计方案并实施修复工程，将塌陷区恢复为湖泊湿地，实现了周边地区共享生态效益，带动了区域经济的转型。[31]山东省威海市则基于废弃矿坑的修复和生态治理，转型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实现了生态系统恢复与经济增长的结合。[32]

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

（图片来源：搜狐网）

（二）生态价值深化阶段的价值显化路径

生态价值深化阶段案例中的地区一般尚有良好的生态资源和比较强的生态承载力，但原有产业结构单一，没有正视生态空间资源要素和“三生”（生产、生态和生活）统筹的碎片式开发以及统筹一二三产业融合转型，致使生态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效益，当地群众守着“金饭碗”却无法转化为自身收入。生态价值深化阶段的核心在于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制度创新，将恢复后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生态产品。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以及生态产品的多元化开发路径，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

例如，重庆市通过建立森林覆盖率指标交易平台，让未达标区域从超标区域购买指标，实现了生态资源的价值深化和区域生态平衡。[33]浙江省杭州市通过湿地修复工程，保护和提升了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实现了生态价值的外溢和多元化。[34]江西省永修县以候鸟生态资源为核心资本，构建“观鸟平台＋国际活动＋全季旅游＋生态研学”体系，联动“鸟导服务-农旅融合-社区共富”产业链，全面推进“中国候鸟小镇”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与乡村发展的深度互促。[35]

（三）生态资本深化阶段的价值显化路径

随着生态资源价值显化机制的深化，生态资本运营进入市场化配置与资本化创新的新阶段。通过要素重组与科技创新协同驱动，生态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具备市场渗透力的资本形态。技术创新构建生态资产量化管理体系，金融工具拓展权益交易维度，产业链整合实现资源开发与价值衍生的有机衔接。这种系统性转型重构了生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市场化运作激活区域经济内生动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实践范式。

处于生态资本深化阶段的地区，通常具备优良的生态环境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配额交易路径是在保持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生态公共品，将其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资本，实现高附加值的转型。福建省三明市搭建平台，将经过核验和认证的林权和森林碳汇量有序转化为货币单位纳入市场交易，打通了森林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渠道。[36]赋能增值路径是在既有的生态消费品开发基础上融入新发展要素，深化生态资本的价值，打造区域品牌，推动区域内经济的融合式发展。例如，浙江省丽水市积极培育“生态＋复合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打造以“丽水山耕”等为代表的全域旅游发展及区域公共品牌，提高生态产品附加值。[37]此阶段的外溢共享路径还缺少典型案例，需要加强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为新技术的应用和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要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提供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促进基于生态产品价值的资本品交易和流通。

四、启示与讨论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两山”理念的重要实践路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案例展现了我国在生态赤字恢复、生态价值深化和生态资本深化三个阶段全方位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中国经验，不仅体现了生态产品从生态公共品向生态空间资源和生态消费品延展，更凸显了生态资源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多元价值转化潜力。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经验有三方面启示：一是要实现中央政府统筹的系统性顶层制度设计与地方实践的良性互动。通过构建政策引导、市场激励与制度约束协同发力的复合机制，形成涵盖生态修复、价值显化到资本运营的完整链条。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与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相辅相成，推动了生态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要深化生态价值的多维认知体系构建。要使公众和政府决策者认识到生态资源的多元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涵盖生态、文化、社会等多维度的综合效益，从而突破单一经济价值评估框架，建立包含生态调节、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的复合价值评价标准。特别是在乡村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两化”以及“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显著提升乡村经济的市场竞争力，优化乡村治理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三是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应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机结合。促进生态要素与技术要素融合，改进传统的开发方式并整合使用新技术，通过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发展新业态和新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谐共进，以此引导市场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38]

总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中国经验通过解构传统发展理论中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二元对立，构建了生态价值转化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机制，开创了一条突破传统发展范式束缚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径。这既是对GDP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超越，也是对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彰显了绿色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深远意义。生态治理从政府单维管控转向多元主体共治，为我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从文明演进视角审视，中国的探索创造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新范式。这种范式转换体现在三个维度：在认识论层面，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对立，构建起“生态-经济-社会”协同进化的辩证认知框架；在方法论层面，突破了生态治理的工程主义局限，发展出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相耦合的治理工具箱；在价值论层面，重构了现代化进程的评判标准，将生态福祉纳入发展质量评价体系。这种整体性创新不仅为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制度性解决方案，更在实践层面证明了生态保护必然牺牲经济增长是伪命题，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进路。

参考文献、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2]李周：《夯实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载《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6期。

[3]逯浩、温铁军：《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战略思考》，载《学术论坛》2024年第1期。

[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载《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

[5]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4期。

[6]《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生态环境部网站，https://www.mee.gov.cn/gkml/sthjbgw/qt/200910/t20091031_180760.htm，2024年9月14日访问。

[7]温铁军、邱建生、车海生：《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载《理论探讨》2018年第5期。

[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10]《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11]温铁军、逯浩：《国土空间治理创新与空间生态资源深度价值化》，载《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12]《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884884.htm，2024年9月14日访问。

[13]同注[11]。

[14]同注[11]。

[1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16]《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28期。

[1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6年第15期。

[18]《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6年第26期。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20]《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载《党建》2018年第6期。

[2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年第14期。

[2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23]同注[1]。

[24]温铁军、罗士轩、董筱丹、刘亚慧：《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的创新》，载《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12期。

[25]欧阳志云等：《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概念、核算方法与案例研究》，载《生态学报》2013年第21期。

[26]曾贤刚、虞慧怡、谢芳：《生态产品的概念、分类及其市场化供给机制》，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7期。

[27]孙庆刚、郭菊娥、安尼瓦尔·阿木提：《生态产品供求机理一般性分析——兼论生态涵养区“富绿”同步的路径》，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3期。

[28]高晓龙、程会强、郑华、欧阳志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工具探究》，载《生态学报》2019年第23期。

[29]温铁军、逯浩：《国土空间治理创新与空间生态资源深度价值化》。

[30]《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第一批）的通知》，自然资源部网站，https://gi.mnr.gov.cn/202004/t20200427_2510189.html，2024年10月1日访问。 

[31]同上。

[32]同上。

[33]同上。

[3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第四批）的通知》，自然资源部网站，https://gi.mnr.gov.cn/202309/t20230913_2800125.html，2024年10月2日访问。

[35]《江西永修县探索“候鸟经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生态环境部网站，https://www.mee.gov.cn/ywgz/zrstbh/swdyxbh/202406/t20240603_1074721.shtml，2024年10月2日访问。

[3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第三批）的通知》，自然资源部网站，https://gi.mnr.gov.cn/202112/t20211222_2715397.html，2024年10月2日访问。

[37]《丽水山耕：品牌溢价下的有效机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jljqstcpjzsxjz/jdal/202108/t20210827_1294852.html，2024年10月3日访问。

[38]逯浩、李海涛、温铁军：《生态共富与乡村振兴：浙江省“千万工程”的实践与启示》，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逯　浩：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海涛：新疆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温铁军：新疆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