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11月28日第3版

当地时间11月2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在埃及沙姆沙伊赫闭幕。本次大会的主题是落实1997年《京都议定书》、2015年《巴黎协定》和2021年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的气候承诺。尽管许多缔约国家都针对控温出台了政策，但由于缺乏实际行动，诸多承诺成为一句空话。面对停滞不前的脱碳减排进程，学者认为，加快落实深度去碳化政策需要突破短期主义模式、摆脱新殖民主义思维。此外，政策执行者还需要兼顾内部协调和外部合作，以包容普惠的公正转型姿态走向未来。

  发达国家需长期恪守脱碳行动责任

　　国际气候科学机构“全球碳预算”于11月14日发布了“全球碳预算”报告。该研究显示，2022年世界预计排放406亿吨二氧化碳。在超过1.5℃全球变暖临界值之前，人类还可排放3800亿吨二氧化碳。按照目前全球的碳排放速度，人类将在9年内耗尽剩余的可排放碳量，而世界在9年内阻止全球平均温度升幅突破1.5℃的可能性仅为50%。

　　报告还指出，2022年美国和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幅度最大。美国2022年的碳排放量预计将增加1.5%，其中天然气和石油碳排放量占比较高。而印度煤炭消耗增长将导致该国预计碳排放量增加6%。与此同时，中国和欧盟的化石燃料碳排放量预计今年将分别下降0.9%和0.8%。受地缘政治影响，欧盟天然气碳排放量下降了10%。然而，欧盟以煤炭替换天然气后消耗了更多能源，导致煤炭的碳排放量增加了6.7%。报告认为，各个国家脱碳减排的力度无法抵消不断上升的全球总排放量。如果人类想规避最具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影响，发达国家和企业紧急削减全球碳排放量刻不容缓。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环境科学和政策教授安德鲁·乔丹（Andrew Jordan）在2022年3月发布的《深度脱碳的政治挑战：迈向更加综合的议程》一文中指出，阻碍当前发达国家进行深入、高效脱碳的因素既不是科学认识，也不是技术方案，而是决策者、政策和公众之间缺乏长期的配合、信任和协调机制，导致政府无法解除履行气候承诺所面临的种种阻碍。乔丹表示，“短期主义”通常被学者视为西式民主国家执行气候政策的固有特征。西式民主制度中的决策者侧重于获得竞选连任，而选民看重单个任期内的就业机会和经济财富增长，忽略了长期气候稳定所创造的福祉。在经济动荡和政策因果关系不明朗的时期，政客倾向于采取高度渐进的策略，为了短期的局部利益而故意无视未来长期的潜在困难和高昂代价。近年来，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民粹主义兴起和极具消费主义特色的西式民主政治风格加剧了发达国家气候解决方案短期化的倾向，让长期坚持脱碳减排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

　　采取公共政策来实现《巴黎协定》的去碳化目标需要政府给出重大社会承诺，并且长期执行范围更大、程度更深、效率更高的政策。乔丹认为，对于大众来说，这无疑需要对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进行一次变革，例如改变食品消费、废品处理、家庭取暖和出行等方面的习惯。而当前发达国家无法把握深度低碳减排行动时机，因此无法广泛地推行此类政策。如果政策实施得太快，则可能会引发民众的抵触情绪，导致社会成本螺旋上升。如果决策者不能严格地将政策坚持到底，在本世纪中期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只能是空想。乔丹认为，发达国家必须尽快明确深度低碳减排行动的执行对象、执行范围、执行阶段、验收方法等问题。这不仅需要发达国家内部的各个治理层次和部门密切协调，还要积极地与198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交流合作，以了解不同脱碳减排政策的真实成本和收益。

  警惕脱碳新殖民主义思维

　　加拿大种族、不平等和全球变化首席研究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系教授凡妮莎·安德烈奥蒂（Vanessa Andreotti）参加了COP27的现场会议。她观察到绝大多数围绕脱碳的讨论依然遵循着“绿色多元文化资本主义”，即一种达成碳中和且更具“包容性”的资本主义。然而，安德烈奥蒂认为，正是这种模式破坏了生态系统平衡，造成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导致原住民生存地的资源和人口流失。目前，原住民占世界人口的4%，他们的生存地却维持着地球上80%的生物多样性。在过去40年里，一些推广绿色能源的发达国家决策者和公司急功近利，在未征得原住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征其生存地，纵火烧毁了亚马孙雨林大片地区，为大型“绿色”农业让路，生产供北方国家消费的“绿色”商品。如今，亚马孙生物群落已接近临界点，曾经被森林覆盖的地区正在从“碳汇”转变为“碳源”。

　　安德烈奥蒂认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挑战并非来源于方法论（更有效的政策和沟通），也非来自认识论（更多的数据和信息反馈），而是本体论，即人类应该选择以哪种关系彼此相处、与地球共生息。发达国家需要深刻反思任何与殖民历史相似的思维、行动和存在模式，否则它们只会在脱碳减排的项目中对原住民和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多不道德的伤害。安德烈奥蒂列举了7种在全球发展、减贫项目、财富分配和气候变化叙事中常见的非正义陈述和参与模式，它们分别是霸权行为（巩固和维护现状）、民族中心设想（将一种观点普遍化、优越化）、非历史思维方式（忘记历史在塑造当今问题中的作用）、去政治化取向（无视权力不平等的影响）、自私自利的动机（自鸣得意的英雄主义）、简化解决方案（提供“感觉良好”的快速修复方案，但不去研究导致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和家长式作风的投资（寻求“被帮助者”的“感恩”和“回报”）。

　　安德烈奥蒂表示，要维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作为协调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履行气候承诺、付诸脱碳行动的重要交涉平台，就要强调原住民遭受过的历史性和结构性伤害、尊重原住民在减排脱碳上的声音和权益、早日修复与原住民社群的关系、形成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脱碳减排国际合作关系。没有对生态环境的尊重、不同社群之间的互惠和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地球就不可能实现碳中和。在去殖民化和去“绿色多元文化资本主义”等全球问题上，原住民还有很多智慧有待分享。

  走向包容普惠的脱碳减排道路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阿丽克斯·迪策尔（Alix Dietzel）认为，此次缔约方会议对推进国家和地方的公正转型非常重要。公正转型的主旨是最大化气候行动的社会和经济机会，同时最小化社群利益和成本分配不公平等挑战。迪策尔等人在2022年8月发表的《公正转型：整体系统视角下的脱碳》一文中指出，自1970年起，“公正转型”概念就不断地获得欧洲工会联合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认可。2015年，第21届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将劳动力公正转型、创造体面工作和高质量就业岗位正式纳为重要推进领域。

　　迪策尔表示，长期以来，许多公正转型政策范式，如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和绿色增长，一直遵循着还原主义的逻辑思维。它们通过市场竞争、企业提高效率和技术创新的语言，维系着资本增长的叙事。这种以“现状”或“管理改革”为导向的公正转型方法旨在保持现有的社会权力关系。尽管主流的公正转型气候政策为小范围人口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例如降低地方失业率，但是它们缺乏推动长期结构性、系统性变革的能力。

　　迪策尔等人认为，由于社会对不平等现象背后的复杂性和交叉性的解析不够深入，许多主流公正转型政策引发了排斥效应。例如，一些发达国家的能源改造、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光伏板安装计划等措施，将不成比例地惠及高收入家庭。除此之外，技术理性主义论述一边为公正转型去政治化，一边把绿色经济描绘为一个精心策划的、基于共识的资本项目，将解决不公正问题仅仅视为技术经济调整的“附带作用”，忽略了历史责任和资源开采模式的重要交叉点。迪策尔提出，由社会相互作用生产的气候不公正问题一直在不断地演变，其影响难以预测，因此无法通过单一的社会组织或简单化的方案解决。

　　为了弥补还原主义的不足，迪策尔等人提出，要通过整体系统视角实现公正转型，引导社会走向包容普惠的脱碳减排道路。该视角下的公正转型概念超越了就业和化石燃料之间的对立。

迪策尔等人一共列举了4种组建整体系统视角下的公正转型框架的正义类型，它们分别是程序正义，指持续倾听受气候变化影响重大的团体的声音；分配正义，指公平、公正地分享转型成本和收益；承认正义，指探讨气候变化和过渡政策可能加剧现有的结构性社会不平等现象；恢复正义，指通过气候融资等方式弥补对气候脆弱群体的历史伤害。迪策尔相信，只有围绕一个不断迭代、灵活和包容的整体系统框架进行碳中和对话，决策者制定的公正转型政策才能与实际情况接轨，这比还原主义下的转型方法更有可能实现公平公正的脱碳减排未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