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新华文摘2022年第19期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表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要遵循的核心路径。那么，从目标与路径的一致性看，要实现“到2035年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就必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有机统一。那么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看，我国在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明显的政策着力点，即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升级和现代化，通过扩大国内消费夯实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求基础。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关乎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中长期远景目标的宏观战略构想，有必要首先厘清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对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学术界普遍认为，要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逐步实现就必须进行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有机融合，有必要全面地从经济发展的供需两侧展开研究。经济发展的供给侧也就是产业端。不少研究表明，加快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当成为围绕共同富裕目标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而从我国发展的历史实践看，坚持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确在摆脱贫困、迈向共同富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进而推动共同富裕。从产业结构和具体产业发展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制造业集聚、金融业改革等都可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夯实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经济发展的需求侧也就是消费端。有研究认为，共享消费发展成果与实现共同富裕历史使命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而消费水平的不平等会通过人力资本中介作用于收入差距，还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有必要注重引导消费以防范收入差距扩大。

目前，已有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文献已经比较丰富，有关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也有部分成果，但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研究视角层面，当前对共同富裕问题的探讨更多地局限于理论维度，对共同富裕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还不多见。（2）有关共同富裕实现机制的实证研究，仅有部分文献从产业或消费视角探讨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少有文献深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供需两侧展开分析，也缺乏直接针对共同富裕问题的量化研究。（3）数据和方法层面，尚无基于城市面板数据对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尤其缺乏针对空间相关性而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和改进：（1）基于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对共同富裕进行量化界定，测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各地共同富裕发展水平。（2）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供给和需求两侧入手，把握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两个关键要义，量化分析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3）使用2009～2019年我国2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二、研究设计

1.共同富裕的界定与量化测度

要量化测度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首先必须明确共同富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外延。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和已有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将共同富裕界定为“人民收入提高且差距缩小、公共服务逐步完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文体事业不断繁荣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

从上述概念中，可以总结出“收入水平共同提高”“公共服务共同发展”“生态环境共同改善”“文体事业共同繁荣”四个关键变量。基于上述四个维度并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9个三级指标对2009～2019年我国207个城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指标均以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作为前沿面进行了相对化处理，从而更好地体现了“共同”发展的含义，而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其富裕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可以较好地代表各阶段我国“富裕”程度前沿发展状态，因此这种指标处理方式较好地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此外，本文使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了客观赋权，避免了传统赋权方法的主观性问题。从测算结果看，样本城市2019年共同富裕发展的平均得分为0.511，而2009年为0.427，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国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

表1 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注：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与房地产数据库、EPS数据库、CEIC数据库、EIND数据库、部分省市统计年鉴。本文基于数据完整性和样本代表性对年鉴和数据库中300多个城市进行了筛选，从中选取207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部分城市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进行了插值处理。

2.解释变量选取

在对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进行测算之后，还需对相关解释变量进行设定和量化。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包括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全面促进消费：

①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宏观理论层面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有几个关键指标，其中产业结构升级、高端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实体经济活力增强等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分别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反映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型的总体水平，使用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制造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总比重反映现代高端产业的发展状况，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本利润率反映实体产业的发展活力。在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的基础上，使用熵值法对三个指标进行赋权，以其加权和衡量各地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水平。

②全面促进消费。从理论层面看，促进消费即可以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也可以指消费倾向的提高，而要全面促进消费就必然即要提高居民的绝对消费水平，也要合理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激发更大的内需潜力，因此本文将这两个方面均纳入实证研究范畴。基于数据可得性，使用居民人均不变价消费支出的对数表示消费规模，使用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表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在主要解释变量之外，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常用的衡量方法设定了若干可能影响共同富裕的控制变量：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使用城市道路铺装面积与总人口之比的对数值表示。②信息化建设水平。使用互联网接入用户数与总人口之比表示。③政府财政能力。使用地方财政总收入与总支出之比，即财政自给度表示。④对外开放水平。使用利用外资总额与总人口之比的对数值表示。⑤金融发展水平。使用商业银行存款余额与地区GDP之比表示。⑥城市化率。使用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3.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已有实证研究显示，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故此本文的实证研究也有必要考察各地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从检验结果可见，历年各地共同富裕发展水平都表现出了很强的空间相关性，为此本文选择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同时，测算结果显示历年共同富裕的发展趋势较为平稳，其变化可能存在时间惯性，因此本文选择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构建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等因素对我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等因素对我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从检验结果看，各地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确实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从回归结果看，各地共同富裕发展具有较强的时间连续性，上一年度共同富裕水平会对本期共同富裕进展产生显著影响，这意味着推进共同富裕是一个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过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渠道。供给端的升级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产业效益促进相关劳动者群体工资上升，这在带动广大群体收入更快增长的同时也有助于宏观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另一方面，现代产业体系的不断完善有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财税收入增加，这为公共服务、文化体育、生态文明等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对于欠发达和农村地区而言，由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建设资金的增加可以在上述领域形成更明显的边际收益，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及城镇地区的发展差距，这也为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反映全面促进消费相关变量的回归结果看，促进消费对推进共同富裕的支撑作用主要表现在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层面。消费总量扩张对推进共同富裕影响不大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消费水平必然随之水涨船高，但如果消费总量的增长不能赶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导致供需两端增长不平衡制约经济内生循环，将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削弱推进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二是居民人均消费指标的增长不能明确指示消费增长的来源，如果这种增长主要来源于发达地区、城镇地区，则可能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进一步分化，扩大不同地区共同富裕发展动力的差距，不利于全国层面的共同富裕。相比之下，提高消费倾向能有效助力共同富裕则主要是由于在城镇居民平均和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农村、高收入地区低于低收入地区、高收入群体低于低收入群体的情况下，居民总体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更多社会收入被分配给农村居民、低收入地区居民，这也就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区域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因此能有效推进共同富裕。

从两个交叉项的回归结果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全面促进消费之间能够产生联动关系并对共同富裕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尤其是消费升级发展可以倒逼相关企业转型升级以匹配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这必然有助于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共同富裕发展；另一方面，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可以增加我国市场供应所缺少的高端商品和服务，从而刺激消费扩张和消费倾向提高，由于消费倾向的提高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因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消费倾向效应可以有效推进共同富裕。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不论是传统的交通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互联网等新型“软件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其都是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和民生福祉的必要保障，因此都能推动共同富裕发展；而城镇化作为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增加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供给的关键因素也在共同富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具有紧密的直接联系，其原因可能在于，推进共同富裕作为中央的一项重要宏观决策，区际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是中央统筹全局发展的重要手段，欠发达地区可能因为获取了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而弥补了地方财力的不足，因此地方财政状况并未显著影响共同富裕稳步推进。经济对外开放和金融规模的扩张总体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其原因可能在于东南沿海富裕地区和城镇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具有天然的区位和产业优势，外资流入上述地区可能进一步加大其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从而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等行业快速扩张，也带动了金融业规模的迅速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了对工业服务业企业的信贷资金形成挤出，不利于普通劳动者收入更快提升，而房地产等资产的金融化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

四、进一步的讨论

1.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对比

基础模型从总体上展示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全面促进消费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但考虑到我国地域广、人口多、体量大，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因此相关变量对不同城市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易于产生异质性，那么推动各地共同富裕发展的政策侧重点必然也应有所不同，为此有必要对不同的城市进行分类对比分析。

从变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回归结果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主要促进了高收入城市向共同富裕前沿面城市更快靠近，对中等收入城市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对低收入城市的影响很小。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高收入城市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大，有能力支撑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发展，这为当地提供了重要的居民增收和城市建设资金来源，低收入城市则缺乏上述基础条件，因此难以达成现代产业体系支撑共同富裕发展的效果。从全面促进消费的两个变量看，无论在什么发展水平的城市，提高居民消费倾向都是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中低收入城市尤其是低收入城市，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应更多地从需求侧入手，通过刺激消费内需的增长带动经济循环发展和收入增加才能对共同富裕形成有效的促进作用。

2.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路径对比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我国在资源配置中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公平”让路于“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成就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路径也必然有所调整，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更好地分好蛋糕，积极推进共同富裕。那么，从经济发展的供需两侧看，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径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路径有何区别？为了更好地厘清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基于所使用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我们对新旧两种发展路径进行了对比。具体而言，使用各城市不变价人均GDP对数表示经济增长，替代共同富裕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

从两列回归结果的对比看，主要有三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出现了明显变化：（1）从单纯推动经济增长角度看，提升居民消费倾向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更快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张需要积累更多的资源进行投资，而消费倾向的提高不利于要素积累。（2）增加地方财政财力有助于从总体上推动经济更快增长，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出于“晋升锦标赛”的需要，更倾向于将财政资金用于发展地方经济，而中央财政及其转移支付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地区均衡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3）金融资本的增加可以更快地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金融发展带来的资金集中可以更快提高投资率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多动力。综合上述三点可知，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目标导向下，政策将更倾向于压低居民消费率、放松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调控、放松对金融规模扩张的管控，但这会导致民生改进慢于经济增长、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扩大、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这明显不利于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转型、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主要结论，对推进我国共同富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发展。应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发展，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政府应加大对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的资金投入力度，针对相关高端创新型企业制定适当的奖励补贴政策；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切实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和盈利能力。（2）多措并举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应进一步加大针对欠发达地区居民消费的鼓励和补贴政策力度，切实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尤其应提高对欠发达地区民生保障的投入力度，打消居民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3）积极推进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发展。各地应加大在相关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同时运用PPP等模式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中央政府应对财力不足的低收入地区加大软硬件建设的专项补贴，将专项债资金更好地投入相关领域，还应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步提高城镇化率。（4）引导外来资本和金融资本合理布局。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中央层面应出台政策，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还应积极提升欠发达地区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效率与能力。（5）进一步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夯实共同富裕发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