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新华文摘》2021年第23期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特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现象，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通常被表述为“现代性”。近代以来，中国不断被抛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中国发展的实践也呈现出以追寻现代化为中轴的鲜明特征。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中国的全面、主动的现代化进程得以展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是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世界历史意义在于证明了“存在多种通往现代性的不同路线”。中国道路的基本取向是现代化。这些年，在阐释中国道路议题上，形成了诸多的“现代性话语”拓展了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的相关研究。但是，我们认为，中国道路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类型，与以往的现代化模式都有重大差别，传统的现代性话语无法有效阐释它。我们尝试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道路是不同于传统现代性路线、反现代性路线、后现代性路线以及其他类型的“现代性新路线”，即“新现代性”类型；新现代性理论构成了关于中国道路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有效解释框架。

一、关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话语”

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目前，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的解释框架，主要表现为各种现代化理论或“现代性话语”。在这里，我们主要概述七个方面的内容。

(1)“经典现代性”。经典现代性理论的核心主张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实质是现代工业文明取代传统农业文明，强调立足现代工业文明阐释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强调现代化模式的普遍性和唯一性。一些学者主张用经典现代性解释中国道路。他们认为，作为一种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无非是遵循了“现代化普遍规律”，中国市场经济模式、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模式等无非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的学习和运用。

(2)“反思性现代性”。西方学者贝克、吉登斯等人认为现代性包括了传统现代性（即经典现代性）和反思性现代性（即第二现代性）两种类型。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经典现代性无法解释中国道路，可以借鉴反思性现代性把握中国道路主要理由在于：一是，反思性现代性着眼于对经典现代性的批评与修正用它考察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吸取西方早期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二是，反思性现代性着眼于对西方社会高度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等）的反思，用它观察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提前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并力图避免。

(3)“后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是一个宽泛的总称，至少包括了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化（实证）研究等，不同理论流派的思想差异也特别大。一些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可以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文明，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知识化、信息化阶段。因此，他们主张用后现代性话语阐释并引导中国道路。（

(4)“多元现代性”。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最早提出该概念。他指出，西方现代性尽管是现代性的原初模式，但并非现代性的唯一模式，现代性存在不同的、多元的模式。一些学者主张用多元现代性解释中国道路，突破西方现代性的普遍话语模式，强调中国道路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模式。

(5)“资本现代性”。资本现代性理论主张从资本逻辑出发把握现代性的本质、矛盾以及未来趋势。用资本现代性话语考察中国道路，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道路就是承认资本、利用资本的现代化道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等都是资本逻辑展开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根源于资本逻辑，它们是资本“反文明面”的具体表现。

(6)“复杂现代性”。国内学者冯平、汪行福比较早提出复杂现代性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经典现代性，还是多元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都是单一现代性、简单现代性理论，没有关注到现代性的复杂性。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三大张力之中，这使得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必然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所以只能用复杂现代性才能有效解释中国道路。

(7)“反现代性”。反现代性理论对现代性持激进批判态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道路、现代化变迁及其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解释。反现代性话语主要有两种路向：一个以文化保守主义为代表；一个以激进主义为代表。用反现代性话语解释中国道路，主要指的是站在价值规范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乃至资本主义化的批判性反思。

以上这些“现代性话语”尽管为我们阐释中国道路提供了非常好的“他者”视角，但是由于各自的局限性，它们都无法有效阐释中国道路，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加以概述。一是现代性的总体性维度。现代化涉及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生活层面，由此而来，作为其理论表达现代性必然是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总体性概念。因此，对中国道路的现代性阐释也必然需要立足总体性视野，仅仅从单一维度（比如，资本现代性主要是从经济维度）考察中国现代性，容易导致对现代性的片面理解。二是现代性的时间维度。现代化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到目前为止，它至少经历了启蒙时期、工业化时期以及后工业化时期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如果忽视现代性的时代性问题，完全用过去的现代性范式解释当代中国现代性，容易导致错误理解。用后工业现代性可否解释当代中国现代性呢？其实也是不行的，它忽视了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从现代性发展程度看，当代中国当代西方社会并不处于“同一时代”。此外，多元现代性同样没有区分现代化的阶段性时代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把同一现代性的时代差异性误认为不同类型现代性的本质差别。三是现代性的空间维度。现代化既有一般普遍性，也有具体的特殊性，它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的发展模式、表现形态等是有差异的。经典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等都是围绕西方国家这一特定空间展开理论概述的，即便存在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也不过是在时间维度上的拓展性思考，仍然是没有将现代性的民族性问题纳人其中。四是现代性的事实维度。反现代性话语实际上是单纯的“外在批判”类型，即便抓住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问题展开批判，也是以偏概全，脱离了中国道路的经验基础。复杂现代性主要涉及的是关于现代化价值目标、路径和条件等。但它主要不是对某一个现代化道路或现代化类型的提炼与闸释。复杂现代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复杂现代性并不特指中国现代化类型，它同样可以指称西方国家现代化类型、东亚国家现代化类型等，因为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呈现出复杂性等问题。由此，它解释中国道路的经验基础也不是很充实。

总而言之，以往的现代性话语都无法有效阐释中国道路，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实践研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切合中国现代化实际的“中国现代性话语”。

二、新现代性的核心概念

历史方位或时空坐标等决定了中国道路的解释框架只能是“现代性”范式。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复杂性等决定了这样的现代性解释框架只能是“新路向”，也就是不同于以往现代性类型的“新现代性”。

新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新现代性”，可以从“六个维度把握新现代性这一核心概念：

一是总体性维度。现代化是全面的、总体的变迁过程，涉及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新现代性的总体性涉及两个层而：一为“范围”。它涉及中国的所有地区、而不是局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二为领域”。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而不是某个领域的现代化。新现代性一般关涉“六个领域”：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二是时间维度。新现代性并不泛指近代以来的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而是有所限定的，它的时间范围应该是1949年以来的发展阶段。新现代性的时间维度揭示出，当代中国现代化正处于（以后工业化为潮流的）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中后期。三是空间维度。新现代性探讨的是在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空间范围内的现代化。四是制度维度。任何一种现代性模式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的。新现代性是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化的结合，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新现代性的基本性质与未来走向。五是经验维度。新现代性包含了理想规范层面，但不是主导面，如果过于停留在规范层面容易流于抽象，对实践的发展并无多大的指导意义。在本文，我们提出的新现代性主要是基于对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的观察与总结，只有通过观察、分析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才能理解中国道路，把握中国新现代性模式，也才能理解新现代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才能解释它的优势和不足。六是规范维度。新现代性以中国经验为基础，但是又超越了经验层面，包括了价值规范维度。新现代性超越了经济发展模式层面，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传统、现代文明价值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它超越了器物层面，指向一种新文明秩序构建。

把握新现代性核心概念，还可以结合“他者”视角，尤其是三个主要参照系加以阐释，进而凸显其独特性。一是经典现代性。它是人类社会现代性的第一个类型，对现代化的后来者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但是，由于时空条件上的巨大变化，当代中国现代化、中国道路必然呈现出自身新的特点。二是后现代性。西方后工业社会所呈现的现代性指引着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最新方向，其必然对中国道路产生重要影响，但这些影响只能作为外部的重要参照系，而不能构成新现代性的本质规定，因为当代中国仍然处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阶段，“经典现代性任务”还没完成。三是苏式现代性，即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本质上是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以计划经济为核心。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新现代性超越了苏式现代性，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概述之，作为一种现代性类型，新现代性新就新在区别于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苏式现代性所具有的新特质。

三、新现代性的基本要素

新现代性理论是对中国道路的现代性表达，在回答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路径、条件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形成了一些具体理论，它们构成了新现代性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勾勒出新现代性的基本框架，也构成对中国道路阐释的主要视角。

一是现代化目标。从政治层面看中国道路的目标是三个方面：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从现代性角度看，中国道路的现代化目标是：（1）“社会变迁目标”。现代化首先意味着社会结构变化、社会秩序变迁，在此基础上所呈现的人类文明进步。中国现代化意味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实现从传统性到现代性的社会建构。（2）“国家发展目标”新现代性目标的核心指向是国家本身的发展，要成为“现代化强国”从国内角度看，国家发展目标体现为“国家进步目标”它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公平程度、民众生活质量等一系列指标所构成。从国际角度看，国家发展目标体现为“国家地位目标”。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现代化目标就是追赶和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世界先进水平。（3）“人的发展目标”。包括现代化在内的任何一种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最终要体现在人的解放和发展上。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人的解放程度就越高，自由度就越高。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变革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进程中新现代性不断破除人的依附性和物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人的独立性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是现代化过程。从最一般意义上讲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属于“追赶型过程”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引领型过程”。作为一种追赶型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过程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呈现跨越式发展的鲜明特征。从阶段划分看，1949年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7年的新现代性的探索时期，该时期以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从1978年到2001年的新现代性的形成时期，该时期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从2002年到2012年的新现代性加速发展时期，该时期以新型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从2012年以来的新现代性的新时代，该时期以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

三是现代化动力。在现代化动力问题上，经典现代性理论、“新教伦理论”、依附论以及世界体系论都存在片面性。新现代性理论既不是文化动力论，也不是单一的经济动力论，而是综合动力论；既不是单纯内源性，也不是单纯的外源性，而是包括了内外两个动力源，并且以内在动力为主。从微观层面看，新现代性涉及创新、竞争国际交流等具体的动力要素。探讨新现代性的动力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着眼于中观层面，揭示新现代性的动力机制问题。西方现代性基本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动力类型，苏联模式则是以国家权力为垄断的动力类型。新现代性理论构建了资本一国家（权力）一人民三元动力机制。新现代性承认和利用资本，充分发挥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机制作用；在“时空压缩”条件下，新现代性突出国家权力在集中力量和资源方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构建有效国家能力，实行现代化追赶战略；而人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新现代性契合了民众的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日常生活需要，现代性事业同每个人利益诉求相关切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参与并且能从中受益。可见，新现代性实现了“发展的内源化”，就是说，使得民众从现代化发展的“旁观者”向“参与者”转变，中国现代化建设可以从民众需要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四是现代化模式。所谓现代化模式指的是现代化的发展类型或实践路径。现代化模式有不同角度的划分或归纳，比如，先发型与后发型、内生型与外源型、主动型与被动型、计划型与市场型，等等。一般而言，可以从两个维度划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第一，从现代化要素的不同组合模式进行划分。新现代性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类似的表述可以概括为：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市场经济+（人民民主的）有效国家权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新现代性模式的核心要素。第二，从现代化的战略安排进行划分。新现代性的战略选择既不是先进行第一次现代性，再进行第二次现代性，也不是直接进入第二次现代性，而是选择同步进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两次现代性有机结合起来的“综合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它遵循了并联式现代性的新逻辑，超越了串联式现代性的旧逻辑。

五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现代社会的特征集合就是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现代性，当代中国社会特征既具有现代性的一般属性，又具有独特的特殊属性。在这里，我们通过与传统性、经典现代性、后工业现代性比较的方式，来勾勒出中国新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六是现代性的制度化。许多学者从“制度性维度”考察现代性，比如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制度性维度包括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和军事力量等四个方面。我们对现代性制度性维度的理解，主要指的是阐释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的表现形态，或者说探究实现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即“现代性的制度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类型，中国新现代性具有总体性，它体现在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现代性制度性维度实际上指的是具在社会制度层面的“表现形态”，这是其一。其二，一种现代性类型或现代化道路能否成功，关键看是否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它们构成了现代性得以展开的最重要的“支撑条件”。新现代性的制度化具体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层面。新现代性在经济层面的制度化，表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它主要包括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内容。中国经济制度具有“混合型”特点，但是主导要素是社会主义要素（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它们决定了中国经济现代性的基本性质。由此观之，新现代性的社会制度有两个参照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类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七是评价标准。现代性的评价标准指判断现代化完成程度的尺度、评价现代化优劣程度的规范准则。不同的现代化理论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关于新现代性的评价标准，从定性角度看，主要有四个指标：生产力标准、社会进步标准、人的发展标准、环境友好标准。从最优的理想状态看，四个标准应当同时实现，比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又不破坏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的公平和进步但又不影响经济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但又不损害社会和谐，其核心就是要能有效处理好生产与生态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自由与秩序的关系，等等。但这是最终目标或理想状态，实际上，在既定条件下、某个发展阶段，四条标准（或其中的几条标准）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在很多时候它们是不协调的甚至是矛盾冲突的。因此，新现代性的实践展开要处理好四条标准之间的协调性问题。

四、新现代性的内在逻辑

新现代性是三大逻辑（社会主义逻辑、现代化逻辑、民族复兴逻辑）的有机统一，构建中国道路的现代性框架只能是包含了社会主义逻辑、现代化逻辑、民族复兴逻辑的“新现代性”范式。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三者有机统一，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三位一体”，使得中国道路超越了以往现代性类型，表现为新现代性文明特质。

一是社会主义逻辑。新现代性之“新”主要由社会主义逻辑所决定，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窥视其基本规定性。（1）价值—规范层面。社会主义逻辑首先表现为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嵌人到中国现代化实践中，构成中国道路的规范基础，它们在与资本主义价值原则的对比下，展现出自身的独特性。第一，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超越了以资本为本的发展逻辑。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以实现资本增值为最高逻辑.社会主义现代性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当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第二，社会主义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超越了“市民社会”原则。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以市民社会原则为基本建制的，新现代性则是以人类社会原则为基本建制，它超越了“利已主义”原则，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以实现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2）实践—制度层面。社会主义逻辑表现为社会主义价值原则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得以制度化，并且这些制度对现代化的实践进程起着支配作用。

二是现代化逻辑。现代化逻辑是贯穿中国道路的一条主线，它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仅从四个方面概述之。（1）现代化的目标导向。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目标导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规制着中国道路的基本逻辑。（2）工业化逻辑。现代化逻辑的核心是工业化逻辑，中国道路不断推动着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它遵循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规律。（3）市场经济逻辑。从技术社会形态看，现代化逻辑表现为工业化，从经济社会形态看，它表现为市场化。现代化逻辑就是市场经济逻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承认并运用市场经济逻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4）自由民主文明逻辑。新现代性广泛吸纳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性文明成果，自由民主文明不仅作为价值理念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而且获得了制度载体，为现代人的政治解放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是民族复兴逻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民族复兴逻辑有三个维度。（1）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逻辑。经典现代性是一种“固体模式”思维方式：传统与现代化类似于两个不同的“固体”。两者是断裂的、对抗的。现代化表现为在特定时间、固定空间中对传统的否定、拒斥和替代。新现代性打破了这样的二元论，它是一种“液体模式”思维方式：传统与现代化类似于流动的、相互交融的液体。传统与现代化不是断裂的、对抗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后达到相互改变。民族复兴逻辑之所以能够贯穿于中国现代化进程，首先是建立在这样的辩证逻辑的基础之上的。新现代性不是否定中华传统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而是要在现代文明视野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融人中国现代性文化体系中，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民族复兴是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的。（2）民族复兴的富强逻辑。富强逻辑构成了民族复兴的基本性质，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发展道路使得中华民族不断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强起来意味着中华民族要从“中心—边缘”依附中摆脱出来，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恢复中华民族本来的世界地位。（3）民族复兴的文明逻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方面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性文明有机融合开创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民族复兴意味着要在文明维度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意味着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文明体系中重新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中国贡献的核心是文明贡献，新现代性在未来实践过程中不断将文明逻辑发扬光天，逐步构建新的文明秩序，只有如此这般，民族复兴光明前景才能到来。

总而言之，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积极构建中国道路的现代性话语范式，掌握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新现代性理论范式阐释中国道路，彰显其独特的现代性类型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阐释路径。当然，我们只是初步提出了这样的设想，粗线条地论述了新现代性的相关内容，用新现代性（抑或其他现代性范式）阐释中国道路还需要学界深入而持续的研究。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浙江学刊》2021年第4期，原文约15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