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新华文摘》2021年第23期

传染病这一古老但又全新的顽疾仍然在当今世界游荡。古老传染病死灰复燃，新型传染病层出不穷,不仅暴露了当代社会面对危机和风险时的脆弱性，也极大地冲击了人类认识和应对传染病疫情的既有框架。为提高人类对传染病疫情的认知和应对水平,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病原生物学、流行病学等学科对病原体自然属性的研究力度,更需要突破就病原体谈病原体、就疫情谈疫情的认识框架和思维局限,进一步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传染病疫情发生的当代社会基本结构之中。事实上，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等医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交叉学科,已经形成“生物一文化”的整体性研究视野并对传染病疫情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展开研究。然而,作为当代社会重要特征的“时空压缩”却在这些研究中未能彰显，影响了人类对疫情的认知。当代社会正处在一个时空属性、时空观念急剧变化的时代，“时空压缩”正是对当代时空变迁的凝练表达。时空压缩成为社会的基本结构,极大地改变了当代社会的运行方式，自然也成为传染病疫情发生的重要场域。当代时空压缩场域不仅改变了传染病疫情暴发、传播以及防控的方式，也影响着疫情发生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影响着整个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

一、时空压缩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适用性

1989年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一书中首次使用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对现代社会时空结构的基本状况进行凝练概括：“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概言之,时空压缩描述的是人类迈入现代社会以来,在资本和技术的双重推动下社会运转的加速和空间障碍的消减改变了时空的客观品质及其意义，同时也令现代人体验时空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方面,为增加一定时间内资本增殖过程的重复次数，现代社会不断为加快资本流通速度、压缩资本流通时间创造条件,以至于现代社会在科学技术、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等方面被卷入全面加速的进程,现代人对时间维度的体验被压缩到了“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现代社会的全面加速切断了现代人与过去的联系，弱化了现代人对未来的期待与信赖,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交织的时间结构萎缩成只剩“现在”的一个个断裂的时间点。正是在对时间压缩的深刻洞察和体验中,现代主义试图“在一个以(空间的)碎片、(时间的）瞬间和创造性破坏为特点的世界里探寻普遍真理”,后现代主义则更为彻底地投入短暂、流变和偶然性的怀拘“在分裂和混乱的变化潮流中游泳,甚至颠簸,似乎那就是存在着的一切”。

另一方面,资本加速流通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空间压缩,甚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空间压缩。“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消减山川、河流、大洋等自然障碍以及破除国家和地区间的人为壁垒是保障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通的必然选择。然而,资本加速流通在增加资本增殖过程重复次数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回顾资本主义发展中可以发现消化过剩资本有效而直接的路径是进一步推进空间压缩:既通过再造空间景观、消减空间障碍的庞大工程吸纳过剩资本,又通过空间压缩的方式推动资本向外扩张，以更广阔的市场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换言之，现代社会中周期性出现的大规模空间关系重组和空间景观再造，打破了传统空间维度的封闭性建构起空间维度的全球性无隙存在，以至于现代人对空间维度的体验收缩成“远程通信的一个'地球村’成了经济上和生态上相互依赖的一个'宇宙飞船地球’”。

哈维提出时空压缩概念距今已有三十余年，在此期间资本携带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全部成果进一步改变了当代社会的时空概念,改变了当代人对时空的切身体验，当今的时空压缩程度已远非20世纪末可比。一方面，当代社会无论是在时间压缩还是在空间压缩上均有极大的跃升。除新一代交通工具如高速公路、高铁的发明创造和广泛应用外，当代社会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普及和快速发展，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起一个规模庞大的网络和数字时空，令人类能够凭借光速传播的信号实现信息的即时传递,彻底打破信息传递的空间障碍。另一方面，当代社会时空压缩突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边界快速扩展至整个世界范围。在20世纪末,尚未实现群体性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仍然缺乏资本与技术的支撑.时空压缩的特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充分表现出来。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输出资本转移产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抓住国际产业分工体系重组的历史机遇获得大量的资本以及先进的技术。在资本和技术的双重支撑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运转速度明显加快,互联互通程度显著提升,这在推进本国本地区时空压缩进程的同时，还形成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时空压缩进程的同频共振,最终实现了时空压缩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覆盖。毋庸置疑,当代社会时空特征的深刻变化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哈维对时空变迁的描述及其对时空压缩适用范围的界定。但整体上来讲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对当代社会时空结构特征、变迁趋势和动力的判断仍然有效,在当代社会仍具有分析价值。但在时空压缩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的今天，必须将时空压缩的适用范围从哈维的时代语境中解放出来，即不再将时空压缩仅仅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的社会状况和趋势，而应将其看作在资本与技术的联袂统治下整个人类社会运转须臾不可离开的基本场域。

二、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扩散的改变

传染病是指“由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群间、动物间或人与动物间互相传播的疾病”。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接触、互动、聚集等是以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交往方式为前提的，因此传染病疫情不是外在于人、与人无关的纯自然事件。只有将社会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才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作为社会事件的传染病疫情。时空压缩是对现代社会时空结构特征的凝练概括,也是影响当代社会运转方式的基本场域。以交通与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全面加速,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当代社会的时空压缩特征更为显著。时空压缩深刻改变了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自然节奏和扩散方式,也使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影响程度与方式发生改变。当代社会发生的传染病疫情是在时空压缩场域内发生的,将其纳入时空压缩的解释框架,可以更好地认识其性质与特征。

(一)当代时空压缩加剧了疫情暴发的突发性与不确定性

现代医学对微生物、病原体的研究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我们不再像古人那样将传染病疫情的暴发视作神的惩罚，而是将其科学地解释为病原体、宿主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代时空压缩场域深刻改变了病原体、宿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使传染病疫情暴发的原因和条件高度复杂化和不确定化，以至于现代医学面对新旧传染病疫情的频频暴发仍然缺乏足够的解释和预测能力。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以制度变革的方式承认传染病疫情暴发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医学认知的局限性，即在紧急情况下优先进行疾病研发的名单中增加了一种新的传染病--未知的“疾病X”(Disease X),它代表一种未知的病原体可能在某天引发严重的国际传染病。换言之,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未来传染病的病原体、宿主以及环境都难以确定,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是将来一定会暴发新的传染病疫情。在当代时空压缩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新暴发的传染病疫情很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在全球更广阔的空间蔓延,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民众的健康、生命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更大的破坏。具体而言,当代时空压缩场域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剧了疫情暴发的突发性与不确定性:

首先，当代时空压缩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探索和开发未知荒野的深度和广度,令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人类在开发自然界新空间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接触到更多的微生物，这一过程完全有可能惊醒某种沉睡的病原体，进而引发新一轮的传染病疫情。

其次，时空压缩在加快开发和流通速度、消减空间障碍的同时，也在无意间为病原体的全球流动、重组创造了条件。以前分散在世界各地并处于相对孤立状态的病原体，现在可以借助人员、货物等的全球高速流动而混合、聚集起来，当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微生物混合器”。高效而强力的混合已经造成霍乱、黄热病和流行性脑膜炎球菌病等古老的疾病在20世纪后期死灰复燃，新病种出现的速度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时期。时至今日，约有40余种疾病属于新发传染病，其中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病、寨卡病毒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最近席卷全球、重创世界的新冠肺炎,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现代医学既有的认知和应对框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最后，当代时空压缩推动社会加速运转和全球互联互通，导致疫情传播的环境高度复杂化。在时空压缩场域内，地方性、局部性的传染病疫情完全有可能克服空间障碍突破人为边界,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迅速引发全球性的传染病大流行。因此,人类很难准确预测传染病疫情将在何时何地暴发,甚至在已经发现新型病原体的情况下,人类也难以判断病原体可能扩散的范围和引发疾病的类型，即无法断定其发展为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可能性有多大。此外,由于当代时空压缩的巨大推动力，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暴发往往突发且迅猛,而人类预测疫情暴发的能力却无法同步跟进，这进一步加剧了疫情暴发的不确定性。

(二)当代时空压缩推动疫情的快速传播和全球蔓延

众所周知，传染病传播根植于病原体的传播,但病原体的传播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自身微弱的移动能力。相反，病原体传播媒介和宿主的移动能力才是决定其传播效能的关键所在。在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整个人类社会在实现加速运转和互联互通的同时也为病原体媒介和宿主的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

首先,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传染病的传播速度极大提高。在前现代社会,传染病借助马车、帆船等自然动力的交通工具实现跨大洲传播,往往要花费几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其在新的区域内进一步护散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周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运输等新一轮交通运输技术变革成果的广泛应用,人流、物流的速度与规模前所未有地扩大，相应地，以之作为病原体媒介和宿主的传染病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也同步扩展。传染病传播的速度开始进入按天、甚至按小时计算的新阶段。当代社会便捷的交通与通信在推动社会加速运转的同时，也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社会加速运转中心的现代城市,同时也是联络世界的一个个中转点和集散地，以至于任何一种地方性传染病都有可能突破地方和区域的界限,迅速向全世界扩散。因此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传播,具有显著的全球蔓延特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传染病疫情频频暴发,尤其是2003年肆虐全球的SARS病毒,推动世界卫生组织修订《国际卫生条例》并首次设立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机制,在国际法层面构建了全球性传染病疫情的发布机制。该条例生效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六次发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全球蔓延,使人们无论身处何地，都无处可逃,这是当代风险社会的重要表征。

(三)当代时空压缩加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治理成本与国别差异

首先，当代时空压缩场域极大地增加了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防控难度与治理成本。在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疫情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疫情随着人流、物流的全球扩散，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各国、各地区的疫情可能反复发生,防不胜防。尽管自古以来传染病疫情都具有反复性但在现代医学成熟之前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无法根除传染病。当代传染病疫情的反复性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现代医学的局限性,而是因为在时空压缩场域内疫情的暴发、传播与防控远比过去更为复杂。其一时空压缩场域加剧了病原体的易变性，变异的病原体能够绕开既有的治疗手段和疫苗防御系统再次蔓延开来。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国家、地区只能加大治疗与防控力度,造成治理难度与成本大幅提高。其二，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空间障碍的消减。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开发速度更快，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和病原体自然宿主栖息地的减少呈同步演进态势导致人类生产生活的范围与病原体自然宿主的栖息地之间交叉重叠的机会大幅增加,人类与病原体自然宿主接触的风险急剧上升。事实上像疟疾、黄热病、寨卡病毒等动物疫源的传染病之所以反复出现,正是由于病原体在自然宿主和人类宿主之间的两栖性。一旦条件具备,寄生于自然宿主之中的病原体就会卷土重来,造成新一轮疫情的暴发。其三,时空压缩场域内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这也意味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疫情防控的效果将相互影响。即便有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取得疫情防控的良好成效,却仍然承受着疫情内部反弹、尤其是从外部输入的巨大压力。

其次，当代时空压缩场域不仅改变了重大传染病疫情暴发和传播的基本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传染病疫情防控的方式及成效。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在推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实现了传染病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均质化”。16世纪天花、麻疹、白喉等旧大陆传染病在美洲单方面传染的不平衡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当代社会,不同人群的基因差异以及是否直接接触过相关病原体的经历，不再是决定国家和地区传染病疫情发展程度与防控成效的关键因素。尽管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实现了传染病疫情的全球化，但不同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造成世界范围内事实上的“中心一边缘”或“支配-从属”的二元空间结构,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卫生条件、医疗资源与技术等方面的不均衡发展,这成为影响传染病疫情防控水平及成效的重要因素。当今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人慢性疾病和退化性疾病时代,非洲诸国却仍然处于传染病频繁肆虐的阴影之中。由此可见，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卫生环境、医疗资源与技术的不均衡发展,对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与治理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三、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社会影响

回顾人类历史上历次重大传染病疫情,不难发现它们在损害人的肉体、摧残人的精神的同时，往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影响人类社会的运行,甚至改变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例如，公元前5世纪雅典大瘟疫终结了雅典城邦称霸古希腊世界的帝国梦想,也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的多次暴发，无差别地杀死或虔诚或不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欧洲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开辟了道路。此外，人类在重大传染病疫情冲击下主动作出的防控举措,同样对社会运行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奥斯曼对巴黎的现代化改造就采纳了卫生学家关于疫情防控的意见,开始注重城市空间布局的合理安排,实现空气、阳光、饮水与污水等方面的自由循环，这意味着“整个城市金钱、人群与商品的自由循环的联结”。这也表明人类为了预防疫情,开始有意识地改变城市空间关系和调整人类生产生活规范。

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发生的历次重大传染病疫情及其防控举措同样影响了人类社会运行的轨迹，主要体现在疫情对当代社会内在矛盾的催化和放大作用上。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社会在逻辑上都不是自洽的,它的结构或系统中一定包含某种需要抑制的要素，这种被抑制的要素一旦发展起来就会与现存的社会结构产生矛盾冲突,甚至造成社会系统的崩溃。当代时空压缩场域意味着社会运行加速,短视行为和国际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人类普遍相信“地理跨度越大越好(由此是对'全球化’的强调)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但它同时也包含并抑制着它的对立面,即社会运行减速、长远利益和地方主义。尽管这些内在矛盾在常态下处于隐而不显的潜伏状态,但重大传染病疫情对人类社会的猛烈冲击会激活时空压缩场域内长期被压抑的要素,加剧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冲突,严重影响疫情发生国和地区民众的健康与生命财产安全，极大地冲击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以及现有国际关系格局。概括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大传染病疫情加剧了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社会加速与社会减速之间的矛盾。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运行的加速和空间障碍的消减，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时空压缩场域内传染病疫情的暴发、传播与全球蔓延势必导致大量人群感染、死亡，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生产、流通与生活的暂停甚至瘫痪。这种经济、社会运行的暂停与瘫痪状态,极易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日经济运行的某一环节出现减速或暂停状态，不仅疫情发生国家和地区会因此陷入瘫痪,甚至整个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也会因为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而发生产业链、供应链脱嵌的危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染病疫情的防控逻辑与当代经济运行的逻辑刚好相反。由于传染病具有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传染性,在疫苗研制出来以前,最有效的防控方式就是通过强制性手段,迅速切断传染链、控制传染源，将传染病疫情传播速度尽可能降到最低、传播范围尽可能缩到最小以减少疫情危害的程度。简言之防控传染病疫情的有效方式之一在于采取各种方法减缓社会运转速度、增加跨越空间的障碍,即通过降低时空压缩程度来遏制疫情的传播和蔓延。但这种做法与通过加快社会运转速度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矛盾的。或许这一矛盾在慢性传染病防控中并不明显,但在像埃博拉病毒病、寨卡病毒病尤其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新冠肺炎这类急性传染病的防控方面则十分突出。

其二，重大传染病疫情激化了时空压缩场域内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当代时空压缩场域的形成，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短暂的信心高涨，人们追求更快、更广、更高，但同时也助长了人们更加追求短期效益而放弃长期规划的短视行为。当代人相信临时契约的优越性,相信它比永久性制度或长期计划更具灵活性和高效性。然而，正如高铁的高速行驶需要大量固定资本的长期投入一样,人类社会在短时间内反应的灵活性和高效性也需要长期计划和长期投入作为铺垫。二旦缺乏长远眼光，片面追求及时行乐、眼前利益,人类社会极有可能在短暂的狂欢后走向危机甚至毁灭。事实上，当代社会追逐最大化利润和及时行乐的短视行为与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传染病疫情防控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重大传染病这一困扰人类社会的附骨之疽,人类需要在环境改善、医疗人员培训医疗物资储备、医疗技术水平提高等方面作好长期准备和付出长期努力。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当代世界各国,即便是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在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时都不堪重负。尤其是在医疗服务市场化的浪潮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行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效率,大量关闭市场竞争中经营不善的医院，减少医院床位等医疗物资和设备,使整个医疗资源在平时就处于高速运转的饱和状态。在这种即时性和极限性的医疗卫生运转模式下,即便是拥有最完善的医疗卫生系统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普遍缺乏足够的余量和储备来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暴发后患者对医疗资源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正是在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催化作用下，当代社会已经产生反对短暂性的情绪和力量:时间维度的碎片化和短暂性越强,当代人为预防危机而构建长效机制的动力就越强，改变短视行为的压力就越大。

其三,重大传染病疫情放大了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国际主义与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全球化作为资本扩张与人类追求理性能力对象化的产物,一直以来都表现为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与民族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种空间发展失衡的“中心一边缘”“支配-从属”现象,必然孕育着反对它的力量。作为推动全球化主导力量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因为全球化进程而加剧了国内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各国反全球化的力量在社会撕裂中呈现爆发式增长。在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国家和地区构筑起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疫情传播隔离带，以空间阳隔的方式阻断疫情传播链条尽管这有利于控制疫情传播蔓延旧热必激化国际主义与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重大传染病疫情在短期内激化和放大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严重影响了疫情发生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正常运转。然而，回顾时空压缩场域内历次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一日传染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人类生产生活便会逐步恢复正常,甚至回到疫情暴发前的既有发展轨道。从长远来看,大多数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冲击并未真正撼动当代社会的基本运行方式，也不可能影响资本和技术力量持续发挥作用。相反，当代人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冲击的路径,仍是利用资本和技术的力量,即增加防疫物资储备、完善防疫体制机制以及不断提升防疫治疗的技术水平与医务人员的专业能力。这种不触及疫情发生的社会环境,即不触及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内社会内在矛盾的应对举措,很难避免危机的再度降临，更不可能开辟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以及世界历史的新阶段。

结语

人类文明诞生以来，重大传染病疫情就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历史进程,但长期以来人类并未真正重视其影响。尤其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医学条件下传染病疫情看起来似乎只是少数落后国家和地区才有的地方性疾病,只是偶然流行的季节性疾病而已。然而2020年暴发并迅速蔓延全球、一直延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许多国家、地区大量人员感染甚至死亡,经济严重衰退、失业加剧、收入下降以及社会矛盾冲突升级,导致一些国家社会秩序混乱与政治动荡,这表明当代时空压缩与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同频共振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远超人们的想象，充分体现了全球风险社会的特点。如何通过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加快推进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世界各国在传染病疫情防控与治疗领域的合作。从根本上提高世界各国防控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能力,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与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是摆在各国政府与社会精英面前的重大课题。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摘自《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原题为《当代时空压缩场域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扩散的影响及其治理研究》)